聂介臣给了他一张名片，英文印刷体，印着名字、地址和电话，聂介臣让他打名片上的电话约一下面试时间，面试地点就是地址所在地。

聂介臣看了看腕表，时间差不多了，他道：“我的讲座要开始，我得失陪了。”

陈楚平心里有些依依不舍。

聂介臣看出来，便邀请道：“你一会儿有课吗？没课的话，跟我一起去吧，听一听我讲得怎么样，你们年轻人不好糊弄，说不定你会觉得我讲得烂极了。”

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与实践者，再没有人比外交署长更有发言权。他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一致性，在许多正式的场合已经证明他的策略是行之有效的。

陈楚平倒是想去，只是不巧，后面还有两节课。“不了，”陈楚平摇头，“我得去上课。”

聂介臣看他一眼，便离开了。

陈楚平无意识地跟着他走了两步，意识到自己的举动，停下脚步，他失笑。聂介臣的魅力太大，一番谈话使得聂介臣在他心里变成了人生导师一样的存在。

不是谁都有幸可以在迷茫的时候遇到指路明灯的，那些大学四年浑浑噩噩度过的人，未必不曾抱怨自己没有遇到一个指点迷津的人。

等站在迷宫出口时，因为筹码不足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他们也许会把原因归咎于自己傻，不开窍，或者没有眼界。

但或许真正的原因不在于他们本身，而在于精英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和劳动力市场的运转逻辑，本身就是一种暗藏阶级壁垒的文化性知识。

像他这样的寒门学子，往往是家里的初代大学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们，应该怎么上大学，哪些事情是重要的，连最基本的学业竞争规则也不得不靠自己付出代价去摸索。

这些习惯性优秀的学霸们，想当然地以为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参与课外活动、实习实践是“耽误”学习，但又没想过或不清楚成绩搞好是为了什么。

而那些优势家庭背景的孩子呢，对优秀一词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认为一个出色的学生应该特长明显，有自己的爱好，思维活跃而有主见，又在学业上游刃有余。比起追逐成绩和排名，他们更看重独立思考的批判性精神和全面发展的综合能力。

就像言子夜，一个典型的目标掌控者，他绝不会像陈楚平一样，把一整天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他对时间和精力精打细算，围绕他的目标安排自己的大学生活。对于成绩，一向是满足一个区间就可以。

他会用功利性和技巧性去拿到分数，比如前几天选课的时候，他选择某位老师，不是因为对方讲得好，而是对方给分慷慨，期末考核很水，好过，可以拿高绩点。

言子夜是打定主意要出国的，对当代大学生而言，出国留学似乎是一个浓墨重彩的履历加分点。而研究生学历对想要拓宽上升通道的人来说，是必备条件。

在控制了个人、家庭、学校、在校表现和就业状况等众多因素的基础上，留学归国学生仍享有比国内读研学生高出25%左右的就业起薪。

哪怕是聂介臣，他也是研究生毕业于剑桥，回国后才进入外交署。

陈楚平想起了言子夜说的大二出国交换的事情，说实话，如果代价不是要被他上的话，陈楚平是有些心动的。

出国交换一年，哪怕没去出国读研，他本科的一年交换经历也是他履历上具备足够“国际化视野”的证据。

学院里两个交换名额，虽然是公费生，但费用比例里不包含机票和生活费，名额他有信心能争取到，但这笔昂贵的费用怎么办呢？

如果言子夜能替他出这笔钱，他或许……

或许怎么样呢？给他上吗？如果这样轻易就把身体出卖了，谁还会把他当一回事？再说，他要怎么面对聂思妤？

这笔钱更不能问聂家要。他现在在聂家还未完全站稳脚跟，不能过多地求助聂家，至少在姿态上不能有伸手要的动作，这会被人瞧不起。

如果他先把自己矮化，那就不能怪他们像打发乞丐和要饭的那样对他，届时聂家身后的家族资本和隐伏的人脉资源，对一个不被尊重的“驸马”来说就是纸上富贵，丝毫没有变现的可能。

那些奖助学金，金额最大也不过8000，聂介臣说放弃了也不可惜，他本人确实是这样想的。

那天聂介臣一口气给他买了七八套衣服，一个下午花费达小十几万，相比之下奖助学金这些钱对聂介臣来说确实是不值一提。

如果陈楚平开口问他要回损失的这些奖助学金，聂介臣想必也会给得爽快。但陈楚平没开口要钱，他要的是工作。

其实他连工作也不该要，但懂事的他明白，聂介臣擅自给他推掉了奖助学金，应该会给他安排好后续的事，只不过需要陈楚平自己“懂事”地提出来。

陈楚平握着手中的这张全英文名片，端详名字那一栏：Garrett，他拨通了电话，是一个嗓音低沉的男士，有些熟悉，似乎在哪里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