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个职业其实从来都不在朱蒂的人生选项之中，毕竟她只是在退伍军人俱乐部随口提了一嘴，社区的心理医生建议自己多和外界交流，最好找份工作。

这群被战争摧毁的可怜人聚在那间暖色调的屋子里互诉衷肠，互相抱怨，然后又彼此指责。

把伤口剖开，裸露在空气里，在此起彼伏的人声中，静待结痂，热闹得像是一家人。

“你呢？朱蒂女士？”社区的心理咨询师给她递来一杯茶，“我以为你会变得好一点。”

“事实上…”朱蒂捧着茶杯，目光放空，嘴唇蠕动着，“我觉得我活该。”

女人放下手中的茶杯，收拾起桌上的录音笔，“感谢您给我这次采访的机会，皮尔斯先生。”

亚历山大.皮尔斯，这位现任世界安全理事会理事看起来比新闻里更平和一点，跟电视上严肃的政客相比，他此刻更像是一名邻家老爷爷。

“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让你来采访我吗？”皮尔斯身体微微前倾，似笑非笑。

几名黑衣人不知何时堵在了门前，朱蒂离开的动作一顿，她扭过头去，“因为您是个好人？”

政客摇头，“我查阅过你的资料，你参军时曾多次被误报死亡。”

他的视线牢牢锁定了朱蒂，似乎是想要一个解释。

“总有人以为我死了，我能有什么办法？”朱蒂耸肩，手提包里装的小玩意儿被她的动作一晃，发出轻响声

“是吗？”皮尔斯笑了，朱蒂诡异地从他的脸上感受到了慈祥，“可我还查到，最后一次误报，是你的战友亲眼看见你跑进雷区，被炸的血肉模糊，但几天后，你又自己走回了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