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了。”周景山说罢就往外走，不一会儿听到有人跟上来。

“裴工身体好些了吗？”陆哲远音量不高不低，坦荡自如，也不怕人听了去。

说实话，周景山不太清楚，他们现在又不是会互相问候身体状况的关系，没人会单独起这个话题，仅凭裴映工作上的回复也看不出来，更何况他觉得自己不能再介入太多，但他还是含糊地应了一声，道：“怎么了？”

陆哲远摆摆手，笑道：“闲聊，还以为是我们把他逼太紧，逼出病来了。”

说者无心，周景山倒是听进去了。裴映吃饭很慢，人一直瘦瘦巴巴的，以前一到期末周就会生次病，大多是感冒。周景山好心要给他改善体质，每周拖着他慢跑。裴映也配合，甚至一点反对意见都没提过，可好像只有体力见长，该感冒的时候一次都没错过。

裴映在加入郊柳区博物馆项目之前自己手头上的活还没结束，周景山虽然了解不多，但是裴映原先的工作一定没有他们现在的繁忙，而且也不需要和那么多人打交道。他总是在跟人结束长时间交流后露出一种疲态，比起独自完成任务，频繁和人沟通于他而言，似乎耗费精力得多。

周景山左思右想，最终还是点开一个聊天记录，里面有一张推给他的名片。在裴映一开始拒绝他的时候他就在想办法，当时有人给他提了一嘴这个人——吴宇明，他不仅仅是大学教授，更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他的项目和经费主要来自国家科研基金和重大课题，而非市场委托，因此他并不忌惮山石集团对周景山的压制。

然而这人在工程界和保守的文保专家圈内风评两极分化，在追求创新应用的工程界，他被视为打破陈规的先锋；而在奉行“最小干预”原则的保守文保圈，则常被批评为“以开发之名行破坏之实”。对于追求绝对安全和历史负责的项目，主流意见会将他列为高风险合作对象。周景山深知这一点，因此在项目初期，裴映是合规且最安全的最佳选择。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周景山总觉得裴映的病好得很慢，让人记挂很久。他不害怕跟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不害怕项目带来的挑战和压力，但他害怕裴映恹恹的神情。他预感脑海里那个恐怖的画面会钻进脑里，在此之前赶紧将手中的号码播出，这个人或许能将他和裴映从这个境况中拽出来。

电话接通后周景山简短地介绍了自己和现在的郊柳区博物馆项目。

吴宇明没有对他的突然联系感到意外，声音透着从容：“周总，我来猜一猜，你们是不是在纠结微环境壳的应用，压缩了设计空间？”

看来这是常见的矛盾，以至于对方一下就直击要害。周景山坦言道：“是。我需要知道在现行保护框架下是否存在其他被学界认可的路径，同时还能通过技术评审，适度解放建筑空间？”

“框架当然有，”吴宇明不假思索答道，“你们现在请的专家应该奉行的是零风险预防性原则，这是最稳妥的路径，但现实中，尤其对于这样大型的露天遗址，绝对控制成本极高且阻碍合理的利用，也就是您现在遇到的问题了。照我看来，还是得接受可控的风险，以换取更大的保护可行性和社会价值。”

他提出了一套分三步的方案。核心思路是对不同风险的区域采取不同保护措施，高危区用精准保护，低风险区则通过材料加固提升其自身稳定性，从而降低整个微环境壳的规模和能耗。

周景山沉默了。这个方案听起来合理，甚至更智能，但它将“保护”从一个确定状态变成了一个充满变量和后续责任的管理过程，这本身就是风险。“您的这套风险评估模型和差异化干预方案，有没有在类似潮湿环境的综合性遗址上成功应用的先例？我需要的是能说服甲方和评审会的案例，不仅仅是论文。”

吴宇明语气略顿，随即答道：“江南一明清砖石遗址的局部保护工程我们采用了类似理念，成功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维持了关键区域的稳定，并允许了部分展示空间的建造。报告和数据我都可以提供。当然，每个遗址都是独特的，没有百分之百的复制。但郊柳区博物馆项目如果做成，将是这一理念在大型土遗址上的里程碑。我知道山石集团给了您很大压力，很多专家不敢碰这个项目，但我不一样，我们追求的是在安全边界上推动方法论进步。这份技术方案和风险论证报告我可以牵头来做，作为争取设计空间的科学依据。”

有个“江南案例”在先，周景山动摇了。如果既能达到保护的目的，又能腾出涉及空间……

“我需要您先提供一份详细的技术路径草案、风险评估框架以及江南案例的全部可公开数据。费用……”

吴宇明接过话头，语气笃定：“好说。我们可以先以技术咨询合同开始。”

电话那头传来纸张的轻响，“周总，有时候打破僵局需要的不是更坚硬的矛，而是一把更精巧的钥匙。”

周景山不去回应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吴宇明告诉他需要一周时间策划方案。

他放下手机走到窗边，脸上没有喜色，眉头仍是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