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明宗在逐渐卖掉公司的事，Lily是最先知道的。

消息不是从会议上、不是从文件里传出来的，而是从一个很平常的下午开始的。那天她照常给楚明宗送咖啡，推门进去的时候，看见他在整理书架。他把那些落了灰的文件盒一个一个拿下来，打开，翻一遍，再放回去。动作很慢，像是在和什么东西告别。

书架最顶层那个双人相框已经不在了——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收起来的，也没有问。

Lily站在门口，没有出声。她看着楚明宗的背影——那件深灰色的西装外套穿在他身上，肩膀的线条依旧笔挺，可她知道，这几个月他瘦了不少。手术之后，他的气色慢慢恢复了，可有些东西变了。她说不上来哪里变了，只是觉得他走路的时候，脚步没有那么急了。开会的时候，他不再盯着报表看到深夜。他甚至开始准时下班，有时候还会提前走。

“楚总，您的咖啡。”她把杯子放在桌上。

楚明宗转过身，点了点头。“Lily，”他说，“坐。”

她在他对面坐下来。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两个人之间。楚明宗靠在椅背上，手里没有烟——他已经很少抽烟了，偶尔摸出烟盒，又放回去。他看着窗外，沉默了一会儿。

“公司在转型。”他说，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已经决定了的事，“我在逐步出售股份，转向投资。”

Lily愣了一下。她想问为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想起这几个月的变化——琼斯先生的追加投资，陈禅的彻底离开，陆景和的出现，还有那场手术。

Lily低下头，手指攥着裙摆，攥得指节泛白。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

“楚明宗，你能够幸福真是太好了。”她抬起头，看着楚明宗，眼里含着泪，却笑着。那笑容里有释然，有不舍，还有一个人看着另一个人终于走出黑暗时，那种由衷的、酸酸涨涨的开心。

她叫过他很多称呼。刚入职的时候叫楚总，小心翼翼的，带着新人特有的紧张。后来熟了，偶尔叫老板，带着一点下属对上司的亲近。再后来，她跟了他很多年，在加班到深夜的时候，在他喝醉了她送他回家的时候，叫过他楚哥。

楚明宗。那两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带着一种郑重的、仪式感的重量。

楚明宗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她，笑了一下。

“谢了。”他说。

“我们算是朋友了吧？”她问。声音有点哑，带着一点不确定。她坐在楚明宗对面，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膝盖。

楚明宗看着她，没有犹豫。“当然。”

那声“当然”说得很轻，却很笃定。像是等了很久，终于有机会说出口。

公司转手的那天，是楚明宗先开的口。不是正式的通知，不是在会议上，不是在邮件里。就是在某天下午，办公室里的阳光很好，Lily给他送咖啡的时候，他忽然放下笔，抬起头。

“要不要去读书？”

Lily愣住了。咖啡杯端在手里，不知道该放下还是该递过去。咖啡的热气袅袅升起，模糊了她的视线。“什么？”她听见自己说，声音不太像自己的。

“精算师。”楚明宗说，语气很平，像是说一件很普通的事。“你不是一直想考吗？”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Lily第一次进这家公司的时候，二十二岁。

大学刚毕业，学的是会计。她的梦想从来不是做秘书——她想当精算师，想去国外念书，想考那些很难很难的资格证书。她看过很多遍LSE的招生简章，把雅思的复习资料翻了一遍又一遍，可她从来不敢报名。不是不够好，是不敢离开。

那些深夜里，她一个人租住在城中村隔出来的小单间里，听着隔壁的争吵声和窗外的车流声，把台灯调到最暗，翻开那些厚厚的专业书。她算过，去英国读一年精算硕士，学费加生活费至少要四十万。她没有四十万。她连四千块都要攒很久。于是她只能把那些书一页一页地翻，把那些题一道一道地做，然后合上书，关掉灯，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想那个她可能永远够不到的梦想。

她从家里逃出来的。父亲酗酒，母亲常年卧病，弟弟还在上高中。她带着打工攒下的两千块，坐了十二个小时的火车来到这座城市。租完房子，交了押金，身上加起来不到五十块。她记得那天天气很热，她穿着唯一一套正装，站在公司门口，手心全是汗。那套正装是她在批发市场花了八十块买的，面料不透气，站了一会儿，后背就湿了一片。

面试她的人就是楚明宗。那时候公司才刚起步，办公室小得可怜，总共没几个人。她走进去的时候，看见楚明宗坐在一张旧办公桌后面，正在看简历。他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不冷，也不热，就是很平常地看了一眼，然后她被录用了。

第一次上班的时候她太紧张了。第一次做会议记录就记漏了重点，送文件送错了部门，打电话说错了客户的名字。她站在楚明宗面前，害怕得都要哭了，声音发抖，说对不起，抱歉，请你不要开除我。她的脑子里全是那个不到五十块的余额，和那张押一付三的租房合同。

楚明宗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

“我的公司才建立不到一年，还在起步阶段。”

Lily茫然地看着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她的眼泪还挂在睫毛上，要掉不掉。

“我的意思是——”楚明宗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巾，递给她，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你也有慢慢成长的时间。”

她拿着那张纸巾，没有擦眼泪。她把那张纸巾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像是抓住了什么救命的东西。后来那张纸巾一直放在她办公桌的抽屉里，和那些重要的文件放在一起，放了八年。

纸已经发黄了，边角有些毛，折痕深得像刻上去的。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也从来没有问过楚明宗还记不记得。

那些年，她一边做秘书，一边偷偷学英语。每天下班后，别人都走了，她还在办公室多待两个小时。她把雅思单词抄在小本子上，通勤的路上背，午休的时候背，等外卖的时候背。楚明宗知道，他从来没有问过，只是偶尔会给她带雅思的参考书，放在桌上，什么也不说。

她考了两次，第一次总分6.5，第二次7.5。成绩单她打印了两份，一份收在家里，一份夹在抽屉里的文件最下面。她不敢拿出来给任何人看，因为看了又怎样呢？她走不了。

她不是没有想过辞职。有那么几个夜晚，她加班到很晚，一个人走在回出租屋的路上，看着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没有一盏是为她亮的。她想过一走了之，想过不管不顾地买一张机票，去那个她做梦都想去的地方。可是第二天早上，闹钟一响，她还是准时出现在公司，坐在那张办公桌前，处理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文件。

她不敢。她没有资格任性。家里每月的医药费、弟弟的学费、父亲的赌债，像三座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

她以为她早把这些奢侈的、难以触及的东西忘了，早被生活磨尽了棱角，可是却在今天又被楚明宗提起，这样平常的。

“我可以拜托陆景和的父亲给你写推荐信。”楚明宗没有看她，低头把一份文件推到一边，语气很随意，像在问她要喝什么。“你的成绩够，雅思也够。”

Lily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地看着他。她的脑子里乱成一团，有很多话想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她想说“我走不了”，想说“家里怎么办”，想说“我没有你那么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