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过，我和谢景行之间的氛围，越来越暧昧。

我们依旧是上下级，一起上班，一起加班，一起处理商号的事，可眼神交汇的时候，总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在流动。

账房的老阿姨们，天天打趣我们，说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催着我们赶紧定亲。

可我们谁都没有先捅破那层窗户纸。

直到那年除夕前的雪夜。

腊月二十九，商号已经放了假，伙计们都回家过年了，整个万宝阁空荡荡的，只有总账房的灯，还亮着。

我和谢景行，还在核对最后一笔海外分号的账。海外分号的账，涉及到金银兑换、海上运输的损耗，极其复杂，往年都是谢景行一个人熬通宵核对，今年，我陪着他一起。

窗外飘着鹅毛大雪，上京的除夕夜，到处都是鞭炮声，家家户户都在团圆，账房里却安安静静的，只有我们俩拨算筹的声音，还有炭火烧得噼啪作响的声音。

忙完最后一笔账，合上账本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蒙蒙亮了，除夕的第一缕晨光，透过窗户，照在满地的雪上，亮得晃眼。

我们俩，整整熬了一个通宵。

我伸了个懒腰，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看着窗外的大雪，忍不住叹了口气：“没想到，今年的除夕，居然是在账房里过的。”

谢景行笑着，从旁边的食盒里，拿出了两壶热好的屠苏酒，还有几碟点心，放在桌子上：“忙完了，就当是我们的年夜饭了。尝尝，厨房特意做的，你爱吃的桂花糕。”

我拿起一块桂花糕，放进嘴里，甜丝丝的，暖到了心里。

我们俩坐在窗边，喝着热酒，看着外面漫天的飞雪，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过去。

他跟我说，他父亲当年是朝中的御史，为官清廉，直言敢谏，却因为弹劾太子的舅舅贪赃枉法，被反咬一口，贬到了几千里外的蛮荒之地。父亲在流放的路上，染了重病，没钱医治，就这么去了。母亲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病不起，家里欠了一大笔药钱，还被以前的仇家处处刁难。

“那年我十六岁，刚中了秀才，本来准备参加乡试，考科举。”他喝了一口酒，眼神里带着淡淡的落寞，“可家里连母亲的药钱都拿不出来了，还谈什么科举。我把家里的房子、地都卖了，还了债，就进了万宝阁，从最底层的学徒做起。”

他说，刚进万宝阁的时候，因为是罪臣之子，所有人都看不起他，欺负他，把最脏最累的活都推给他，让他洗砚台、扫院子、倒夜壶。老账房们不肯教他真本事，还故意把错的账册给他，让他背黑锅。

“那时候，我每天只睡两个时辰，白天干活，晚上等所有人都走了，就偷偷在账房里，翻别人记过的账册，一笔一笔地学，一点一点地琢磨，学记账，学算数，学做生意的门道。”他看着我，笑了笑，“跟你现在一样，拼了命地往上爬，就想有一天，能堂堂正正地站着，不用再被人欺负，能给我母亲一个安稳的晚年。”

我听着他的话，心里一阵阵发酸。

我一直以为，他是高高在上的谢先生，天资卓绝，年纪轻轻就坐到了总账房的位置，顺风顺水，无所不能。

原来，他也和我一样，是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吃过我吃过的苦，受过我受过的委屈，熬过我熬过的无数个通宵。

他也是个身不由己的打工人，也是个在异乡漂泊，无依无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