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阿里老爷子拦住了正在写字的凯蒂斯。

“孩子，这是什么字？”阿里用蹩脚的波斯语指着地上的符号。

凯蒂斯怯生生地回答：“这是‘风’。”

“哦，风。”阿里笑了，露出没剩几颗牙的牙龈，“那你知不知道，风在乌尔都语里怎么说？”

凯蒂斯摇摇头。

从那天起，阿里开始教凯蒂斯乌尔都语。没有课本，没有纸笔，就在那片肮脏的泥地上。阿里教他认路牌，认商店招牌，教他怎么跟卖水的讨价还价。

“在这个城市，语言就是盾牌。”阿里对法拉姆说，“这孩子太聪明了，不能让他烂在这里。哪怕是为了活命，他也得学会伪装。”

伪装。这个词刺痛了法拉姆。她一直试图保护凯蒂斯身上的“中国性”，那是他与生俱来的烙印，也是他与这个残酷世界连接的唯一纽带。但现在，她不得不承认，这种“中国性”是致命的。

她开始配合阿里，教凯蒂斯隐藏自己。

“如果你被警察拦住，你就说你是俾路支人。”

“如果你被人欺负，不要说波斯语，要说乌尔都语。”

“如果你的口音暴露了你，就装哑巴。”

凯蒂斯学得很快。他就像一个天生的变色龙，能根据环境调整自己的颜色和语调。在贫民窟，他是那个沉默寡言、会写字的怪胎；在街头，他是那个能帮大人翻译路牌的机灵鬼；而在法拉姆面前，他依然是那个在水泥板上画月亮的孩子。

但灾难总是防不胜防。

那是1984年的夏天。两伊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卡拉奇虽然是后方，但也受到了波及。油价飞涨，物价飙升。贫民窟里饿殍遍地。

法拉姆所在的地毯作坊倒闭了。她失业了。

家里断了粮。

法拉姆翻遍了所有角落，只找到一把发霉的米。她煮了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凯蒂斯喝了两口，就把碗推给了她。

“娘，你喝。我不饿。”

法拉姆看着儿子凹陷的脸颊，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她听说港口有船招募水手去迪拜，虽然那是条贼船，九死一生，但只要能混上去，就能给家里寄钱。

她去应征了。管事的看中了她懂波斯语和一点英语，虽然她是女人，但力气不小，愿意让她上船当厨工。

出发前夜，法拉姆把凯蒂斯托付给阿里老爷子。她把自己这几年攒下的所有积蓄——几张皱巴巴的钞票，缝进了凯蒂斯的衣领里。

“听着，凯蒂斯。”法拉姆抓着儿子的肩膀，眼神前所未有的严厉，“这是咱们的保命钱。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用。如果……如果我回不来了，你就去找阿里爷爷。如果他也不在了，你就带着这笔钱，往北走，穿过边境，去伊朗，去阿富汗，去中国。不管怎么样，你要活下去。”

“娘，我要跟你一起去。”凯蒂斯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恐惧。

“不行。”法拉姆斩钉截铁，“大海会吃了你。你要留在这里，像石头一样等着我。”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法拉姆就走了。她没有回头，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动步子。

凯蒂斯站在贫民窟的路口，看着母亲的背影消失在晨雾中。他摸着衣领里那硬邦邦的钱币，那是母亲的重量，也是生命的重量。

日子一天天过去。阿里老爷子也越来越老了，眼睛几乎瞎了。凯蒂斯不仅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阿里。他去垃圾堆里捡塑料瓶，去菜市场捡烂菜叶。

贫民窟的日子像死水一样漫长。每天都有人死去，每天也都有新人搬进来。凯蒂斯学会了在这个丛林里生存的法则：不与人争抢，不引人注目，像灰尘一样卑微地活着。

三个月后，法拉姆寄回了第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张皱巴巴的汇款单和一句话：“我还活着。勿念。”

凯蒂斯握着那张单子，哭了。那是喜悦的泪水，也是辛酸的泪水。他终于知道，在这个水泥森林里，他们还没有被彻底碾碎。

然而，好景不长。一个月后，阿里老爷子去世了。死在了一个闷热的午后，手里还攥着半个没吃完的馕。

凯蒂斯成了彻底的孤儿。

就在他准备动用那笔保命钱买票离开卡拉奇时，一群当地的□□闯进了贫民窟。他们在征募童子军，去前线当“人肉盾牌”，或者去边境运毒品。

“中国崽子，”□□的头目踢了踢凯蒂斯的破箱子，“听说你识字？跟我们走，有肉吃，有烟抽。不然，就把你扔进海里喂鱼。”

凯蒂斯看着那群凶神恶煞的人，又摸了摸衣领里的钱。他知道，游戏升级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仅仅会躲藏是不够的。他必须学会反击，或者学会更精妙的欺骗。

他抬起头，用流利的乌尔都语，带着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狡黠和冷漠，对那个头目说：“我不去前线。但我知道哪里有值钱的东西。带我去见你们老大，我能帮他赚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