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告诉他，唯一的办法是把房子捐给政府，或者捐给慈善机构。这样不仅能免除税务，还能得到一笔象征性的奖金。

“捐了？”李寻问。

“是的。”律师说，“这是你唯一的选择。除非，你能证明这房子对你有特殊意义，申请保留。但那几乎不可能。”

李寻看着窗外的石榴树。树已经枯死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

他走出房子，站在院子里。他拿出手机，给李念打了个视频电话。

“爹，你在哪呢？”李念在那头问，“怎么听着像在国外？”

“念娃，”李寻说，“我在德黑兰。你奶奶的房子里。”

李念沉默了。他早就知道父亲去了伊朗，但他不敢问。

“爹，”李念说，“那房子留不住吧？听说那边乱得很。”

“留不住。”李寻说，“爹想把它捐了。”

“捐了好。”李念松了口气，“省得操心。您早点回来，妈想您了。”

“嗯。”李寻挂了电话。

他找到了莱拉。

“这房子，我想捐给孤儿院。”李寻说，“但不是随便捐。我要成立一个基金。用这房子的收益，资助那些在边境上捡到的、像我一样的孤儿。不管是中国的，还是伊朗的。”

莱拉震惊地看着他。

“这……这需要很多手续。而且，伊朗政府不一定同意。”

“我会去跑。”李寻说，“哪怕跑断腿，我也要办成。”

接下来的一个月，李寻像疯了一样奔波在德黑兰的各个政府部门。外交部、司法部、社会福利部。他不懂法律，就请律师；没钱送礼，就磨时间。

他被赶出来过无数次，也被羞辱过无数次。但他没有退缩。他拿出了那本红色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拿出了当年张卫国写的证词，拿出了法拉姆的日记复印件。

“我不是来要房子的。”李寻在福利部的办公室里，对着那个官僚吼道，“我是来给你们送钱的！送一个母亲的爱！你们这群人，懂不懂什么是爱？啊？你们只知道收税！收税！你们知不知道，这房子里死过人！死过好人！”

那个官僚被吼住了。他看着李寻那双布满血丝、却燃烧着火焰的眼睛，第一次感到了敬畏。

手续奇迹般地办下来了。

房子没有拆除，也没有变卖。它被改建成了“法拉姆之家”——一所专门收容战乱孤儿的小型庇护所。

李寻没有拿一分钱。他甚至把身上剩下的钱，全部捐给了庇护所，作为启动资金。

离开那天，莱拉来送他。

“凯蒂斯，”莱拉说，“你和你母亲一样，都是疯子。但也是圣人。”

李寻笑了。他走到那棵枯死的石榴树下，挖了一个坑。

他把那块贾瓦德送的怀表，埋了进去。

“娘，”他对着树说，“房子保住了。虽然不是咱们的了，但它还在。就像您还在一样。”

他坐上了回国的飞机。

飞机起飞时，他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德黑兰。那个曾经让他恐惧、让他仇恨、让他绝望的城市，此刻在夕阳下，竟然显得有些温柔。

回到青岛，王秀莲已经认不出他了。她痴呆得更严重了，只是流着口水，傻笑。

李念接过父亲的行李，发现父亲老了。背驼了，头发全白了，但眼神却前所未有的清澈。

“爹，”李念说，“房子捐了？”

“捐了。”李寻说。

“那您带回什么了？”

“带回了这个。”李寻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把石榴树的种子。

“这是德黑兰的种子。”李寻说，“我想在咱家阳台上种一棵。”

李念看着父亲，突然哭了。他抱住父亲，像小时候父亲抱住他一样紧。

“爹，咱不走了。”李念哽咽着，“咱一家人在一起，哪也不去了。”

李寻拍着儿子的背，像拍着一个婴儿。

“嗯。不走了。回家了。”

几个月后，李念在自家阳台上，种下了那棵石榴树。

种子发芽了，长出嫩绿的叶子。

李寻每天给它浇水。他坐在阳台的摇椅上，看着那棵小树，看着窗外的大海。

王秀莲坐在轮椅上，被推到阳台晒太阳。她虽然说不出话，但每当看到那棵石榴树，她的眼睛里就会有光。

2021年，法拉姆之家在德黑兰正式成立。

第一批收留了七个孤儿。其中有三个是阿富汗来的，四个是伊朗本地的。

李寻每个月都会按时寄钱过去。不多，是他和王秀莲省下来的养老金。

他在汇款单的附言栏里，总是写上同一句话：

“别做尘埃，做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