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她隔着门说，“你不是说我们是吃人的那一方吗？为什么你在发抖？”

侯赛因猛地拉开门，双眼通红。“闭嘴！滚！”

法拉姆转身跑了。

那天晚上，侯赛因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把礼萨送去英国军校。要把法拉姆送进修道院。他要切断他们和这片土地的最后一丝联系。

1955年，侯赛因四十五岁生日。

也是在这一年，那个老管家阿里，因为偷了庄园的一袋面粉给生病的女儿，被侯赛因当众鞭笞致死。

法拉姆躲在树后，看着阿里倒在血泊里。那个曾经给她摘石榴吃的阿里大叔，那个莱拉的父亲。

她跑回家，冲进父亲的卧室，对着那张巨大的波斯地毯，吐了。

侯赛因走进来，看着呕吐的女儿，没有安慰，也没有责备。他只是淡淡地说：“看到了吗？这就是软弱的下场。如果你不鞭打他们，他们就会鞭打死你。”

法拉姆抬起头，满嘴酸水，眼神却像冰一样冷。

“爸爸，”她说，“你是个杀人犯。”

侯赛因愣住了。他扬起手，想打，但手在空中停住了。他看着女儿那张酷似帕丽的脸，突然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

这个女儿，将来一定会毁了这个家。

1960年，礼萨从英国回来。他变了。变得沉默寡言，酗酒，甚至吸毒。他在军校里受了刺激，精神不太正常。

侯赛因绝望了。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法拉姆身上。

“法拉姆，”他把十二岁的女儿叫到书房，“你要好好学习。你要学文学，学历史，学一切能让你变得高贵的东西。你要记住，你是巴赫蒂亚里家的人。无论外面怎么变，你都要守住这个姓氏。”

“如果守不住呢？”法拉姆问。

“那就死。”侯赛因说，“贵族不能像狗一样被赶出去。贵族只能战死，或者自杀。”

法拉姆记住了这句话。

1978年，革命爆发。

一切都来得那么快。侯赛因的资产被冻结，别墅被占领，他本人被抓进了监狱。

在监狱里，侯赛因受尽了折磨。那些曾经被他鞭打过的佃户，现在成了审判官。他们用当年的鞭子，抽打他的身体。

“侯赛因·巴赫蒂亚里！”法官吼道，“你剥削穷人！你吸人民的血！你认罪吗？”

侯赛因抬起头，看着那些愤怒的面孔。他想起了法拉姆小时候问他：“是因为我们抢了他们的吗？”

是的。他想。我们抢了。所以我们现在有报应了。

“我认罪。”侯赛因说。

他被判处死刑。

临刑前，狱警递给他一张纸，说是他女儿法拉姆写给他的。

侯赛因颤抖着展开。

纸上没有字。只有一幅画。

那是小时候，法拉姆坐在石榴树下，侯赛因教她读诗。画得很粗糙，但那个穿着白裙子的女孩，笑得很甜。

侯赛因把那张画贴在胸口，哭了。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流泪，也是最后一次。

枪声响了。

一代贵族，就此陨落。

帕丽在逃亡途中中风瘫痪。法拉姆嫁给了阿卜杜勒·卡里米。

当法拉姆在扎黑丹捡到那个中国男婴时，她看着婴儿的眼睛，突然明白了父亲临终前说的那句话：“贵族只能战死，或者自杀。”

她选择了第三种方式。

活着。

哪怕像尘埃一样卑微地活着。

侯赛因·巴赫蒂亚里到死都不知道，他留给女儿唯一的遗产，不是财富，不是地位，而是那种深入骨髓的、对生存的极度渴望。

那种渴望，让法拉姆在沙漠里活了下来，也让李寻在贫民窟里活了下来。

这就是贵族的黄昏。没有悲壮的挽歌，只有血淋淋的现实，和一粒被风吹向远方的、名为“凯蒂斯”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