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冀俞领命走了。秦凌贤站在舆图前，背对着护国公，忽然开口说了一句：“三个不算多。”他没有说下去。在座的人都听得懂他的意思——三个逃兵在数十万大军里确实不算多，但第一个缺口一旦撕开，后面的人就会跟着跳。饿极了的时候，军令如山也会变成军令如纸。护国公没有接话，只是重新拿起炭笔，在舆图上标注敌军投石机的位置。他的手指很稳，和平时一样稳。

果然，从那天起，逃兵开始陆续出现。先是北城墙，然后是南城墙，然后是西城墙。每面城墙都有人趁夜翻墙溜走。一开始是零星的几个，隔两三天才少一个人，后来变成隔一天少几个，再后来几乎每夜都有空了的垛口。逃兵不再只带干粮袋，有的还带走了自己的兵器——矛和弓，在黑市上能换吃的，这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事。跑的人越来越多，留下来的人也越来越沉默。每次夜岗换岗的时候，都能在垛口后面的阴影里看见一两个空位——那个位置上昨天还有一个人站岗。没有人提他的名字，但所有人都知道。换岗的士兵默默地补上空位，把自己的矛靠在那人的矛旁边，两支矛并排立在垛口上，像是那个人还在。有个老兵在接过空位的兵器时，会把那人留下的矛拿起来擦一擦，靠在垛口上放好，然后站在旁边。他不说这是给谁留的，别人也不问。巡夜的伍长们也不再上报逃兵的姓名和人数——报了也没用，补人就是了。护国公每天巡城的时候会在空过的垛口前停一息，看一眼垛口上摆着的兵器，然后继续往前走。

粮食还在缩减。粥从两碗减到一碗，又从一碗减到大半碗。士兵们蹲在城墙根下端着碗喝粥的时候，没有人说话，只有喝粥的声音。有人把碗底最后一粒米舔干净，然后把碗翻过来扣在膝盖上，靠在城墙上闭着眼晒太阳，保存体力。有人喝完了不走，蹲在锅边等锅底的刮锅水——后勤兵刮锅的时候，锅底那层薄薄的焦糊刮下来化在水里，虽然没有几粒米，但好歹带点粮食的味道。周粮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还会故意多刮两下，把锅底刮得更干净些。城里的百姓也在缩减口粮，每户每天的配给已经少到了极限。窝棚里孩子们的哭声越来越弱，到后来连哭的力气都没了，只是睁着眼睛躺在大人怀里，看着窝棚顶上漏进来的天光。有的妇人把粥含在嘴里嚼碎了喂给孩子，孩子咽下去之后不哭了，只是拿小手攥着母亲的衣襟不松手。有几个老兵把自己省下来的干饼掰成小块，趁巡街的时候塞给窝棚里的孩子。护国公看见过一次，没有说什么，只是走过去，把自己的那份干饼也放在孩子面前。

军心在粮食缩减和逃兵增加的双重作用下开始出现不稳定的苗头。护国公的军令依然如山——每天早晚巡城的规矩雷打不动，军士的配给他亲自过问，城墙上的防务他也一一检查。但军令如山压得住纪律，压不住人肚子里那点空荡荡的感觉。有些士兵白天站岗的时候眼发黑，扶一下垛口才能站稳；有些士兵在操练的时候把矛脱了手——不是不小心，是手没力气了，五指并拢都攥不紧矛杆。孙冀俞把每日操练的时间缩短了一半，只练最基本的刺杀动作，练完就让士兵们回营歇着。护国公知道之后没有反对，只是让粥再煮稠一点，从自己的口粮里匀出来给一线的守军。他知道逃兵还会继续出现。他更知道这些逃兵不是怕死——他们要是怕死，当初就不会来端城。他们是饿的。所以他只是堵，不追，不杀，也不记名。但他也清楚，光靠堵，堵不了多久。粮食才是根。没有粮食，城墙再高，军令再严，也留不住人。

城里的百姓和流民也开始出现慌乱。窝棚区原本还算有序，每日配粮的时候大家排着队领，领完了就回各自窝棚里待着。但现在粥越来越稀，排队的人越来越少，窝棚里的老人和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弱。有人开始在夜里偷偷翻拣别人窝棚里有没有藏粮，有人把自家窝棚的门板卸下来挡在门口，有人开始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他们说外面敌军虽然凶，但总比在这里饿死强，与其等着饿死在城里，不如趁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出城往东跑。这些私语像水渗进沙子一样，无声无息地渗透了整个窝棚区。

慌乱一旦蔓延就很难收住。有一回两个流民为了一碗粥打起来——一个说自己排到了但粥被旁边的人插队领走了，另一个说根本没有插队的事。两个人饿得手脚发软，打起架来也没力道，推搡了几下就各自瘫坐在地上喘气。粥早就洒了，渗进青砖缝里，谁也捡不回来。孙冀俞巡街的时候撞见这一幕，让人把两个人都扶起来，一人多给了半碗粥。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他可以多给一个人半碗粥，不可能给全城几十万人都多给半碗。他站在窝棚区中间，看着周围那些塌陷的眼窝和干裂的嘴唇，心里知道更大的事还在后头。

护国公站在垛口后面，望着东边空荡荡的官道。派出去征粮的人手已经走了好些日子了，五十名信使也出发好些日子了。东边的官道上还是什么都没有。夜风从垛口灌进来，吹得他花白的头发微微颤动。他攥着垛口墙砖的手指微微收紧，指节在粗糙的石面上磨得发白。远处敌军大营的灯火依旧密密麻麻，映在低垂的云层上，像一条匍匐在黑暗中安静等待的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