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觉吗？”我问。

他凝神了片刻，非常缓慢地点了一下头，声音沙哑：“……有，好像……右边亮一点。”

尽管那光芒几乎无法穿透厚重的混浊，但他的大脑确实捕捉到了这微弱的信号。

一丝微弱的、混合着困惑的光芒在他脸上闪过。他迟疑地开口，声音干涩：“可是……为什么我的右眼之前感觉不到这种光线变化呢？我之前甚至一度以为它已经几乎没有光感了……”

我看着他，心里叹了口气，选择坦诚以告：“因为你的左眼之前是主力，大脑会优先处理来自左眼的、更清晰的视觉信号，从而抑制了右眼那点微弱的光感。现在……你的左眼没有信号了，大脑别无选择，才会开始全力捕捉右眼残留的这一点点信息。”

毫无疑问，这个答案对他来说很残酷。能更清晰地感知到盲眼那点微光，竟是以健康眼的彻底失去为代价。闻讯听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嘴角极其缓慢地牵扯了一下，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苦笑。

我关掉手电，坐回原位，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你看，还有光感，这就是希望的基础。等你这边的伤口稳定了，身体和心情都调整得好一些，完全可以再回来，认真评估一下右眼做角膜移植的可能性。路，还没有完全走完。”

他依然沉默着，但之前紧紧攥着衣角的手指，却微微松动了一些。

我担心他又会沉回那种令人窒息的低落的情绪中，便有意陪他多坐了一会儿，找些不痛不痒的话题和他聊着。他多数时候只是静静地听，偶尔用简短的音节回应，但至少，那紧绷的肩线似乎稍稍松弛了一些。

最后，看他面露倦容，我便送他回了病房。在病房门口，我们互换了联系方式。我再次仔细叮嘱了他出院后需要注意的事项：定期复查的时间、眼眶的日常护理手法，以及大约三个月后可以考虑进行的二期手术，植入永久性的义眼台。

“记住了，有任何不舒服，或者不清楚的地方，随时可以问我。”我最后补充道。

他点了点头，低声道：“谢谢您，沈医生……真的，麻烦您了。”

回到办公室，坐下喝了口水，疲惫感才缓缓涌了上来。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一盏台灯。安静之中，一个念头不由自主地浮现：我是不是对这个病人太过在意了？

这种程度的关切，似乎有些超出了常规的医患关系。我很忙，但还是会下意识多去他的病房转转，会因为他孤身一人而额外叮嘱护士，甚至会主动为他带饭，和他进行工作之外的交谈……这与我平日刻意保持的专业距离和冷静客观的行医观念，似乎有些相悖。

我试图为自己找到理由——因为他年轻，因为他的遭遇太过典型且惨痛，因为他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但这些理由，在面对其他类似处境的患者时，似乎并未如此强烈地驱使过我。

或许，正是在医学手段已然用尽，面对彻底的无力之后，这种“在意”反而成了我唯一能提供的、带有人情味的“治疗”？我揉了揉眉心，无法给自己一个确切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