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的门诊，我又见到了闻讯。

他坐在诊室的椅子上，微微仰着头，像是在感受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光线。尽管已经见过多次，但当我的目光再次落在他双眼上时，心底那份深切的惋惜依旧挥之不去。

作为上海这家大型医院的眼科主治医师，我见过太多眼外伤病历。医院每年接收的严重病例，粗略统计也有数百。鲜血淋漓、结构破损，我都已习以为常。但像他这样的案例，依然属于少数中的少数——本就依靠仅存单眼视物，却又在意外中彻底失去了这最后的视觉光源。更让我心头沉重的是，他比我还要年轻。

我拉过裂隙灯，轻声说：“闻讯，检查一下。”

他顺从地靠上颌托。我仔细端详着他的右眼。那只自幼失明的眼睛依旧被青白色厚翳完全覆盖，像一颗蒙尘的、失去光泽的劣质琉璃珠。由于缺乏有效的视觉固视，它在眼眶内呈现出一种无目的的、摇摆不定的震颤，时而微微上翻，暴露出更多下方混浊的巩膜，时而又试图躲藏进眼睑的阴影里，徒劳而机械。

接着，我将目光转向他的左眼。眼睑的红肿已大部分消退，但还残留着手术后的虚软。那枚光洁的临时义眼片覆盖在眼窝上，勉强维持着外观的完整。取下它，可以窥见内部：原本容纳玻璃体和晶状体的空间，如今已被一个颜色转为肉粉色、相对光滑的巩膜壳所取代——那是他自身组织在创伤后艰难修复的成果，一个失去了所有感光功能的、生物性的“容器”。

“炎症控制得很好，”我一边调整灯光角度，一边客观陈述，“看得出你护理得很仔细。”

这并非客套。手术导致的急性炎症反应确实已大幅消退，没有异常分泌物，结膜也只有轻度的慢性充血。更让我感到一丝欣慰的是，他这次来，身边靠着一根可折叠的白色盲杖。虽然此刻他并未使用，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宣言——他正在尝试着，哪怕步履维艰，去接纳和适应这片永恒的黑暗。

我帮他调整好坐姿，与他寒暄了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