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住在哪里？出院后还方便吗？”

他沉默了片刻，才回答：“现在还在住旅馆，打算在上海先租个房子，住一阵子。等眼睛情况……稳定些了，再回去搬家。”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搬家”这两个字背后所隐含的、与过去生活和事业的彻底割裂，让这平静显得格外沉重。一个曾经依靠犀利目光审视证据、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的律师，如今却要学着在黑暗中规划一次迁徙。

“留在上海也好，复查方便。”我接过话，语气保持着专业的平稳，“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系统性地进行一些定向行走的训练，学习如何使用盲杖有效出行。我们医院有合作的视障康复中心，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联系。”

他轻轻点了点头，那只右眼的震颤似乎也随之缓和了片刻，仿佛我的话语给了他一个短暂的、可以聚焦的目标。

“至于右眼，”我继续说道，目光再次落在那只浑浊的眼球上，“虽然目前移植的条件还不成熟，但保有现在的光感就是最重要的火种。定期复查，我们持续观察。”

“……嗯。”他点点头，声音很轻。

检查完毕，他摸索着拿起身边的盲杖，有些生涩地握住它。他缓缓站起身，凭借记忆和微弱的方向感向门口走去。看着他离去的身影，我想，或许我的过度“关切”是对的。对于一个医生而言，最高的天赋不仅仅是精湛的技术，更是在技术与药物都已到达极限的黑暗中，依然愿意点燃一束人性的微光，陪伴患者走过那段最难熬的适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