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孟菲斯那日，尼罗河刚刚开始退潮。

贝凯特站在王室驳船的甲板上，看着岸上送行的人群逐渐缩小成彩色的斑点。父亲赛提没有来，他正在底比斯主持重要的祭祀仪式。母亲纳芙蒂蒂王后站在码头最前端，穿着象征哀悼的淡蓝色亚麻长袍，风掀起她的面纱，露出一个凝固的、近乎浮雕般的侧影。弟弟拉美西斯站在母亲身后半步，穿着正式的王子服饰，手握权杖。当驳船开始移动时，他抬起手，不是挥手，而是将权杖尖端指向天空，然后缓缓平指东方——那是祝福，也是告诫：记住你的使命。

贝凯特微微颔首，算是回应。

她身边站着这次护送使团的负责人，老将军阿蒙涅姆赫特，以及四名侍女、两名书吏、一名通晓米坦尼语的翻译官，还有乳母塔伊——她坚持要跟随，哪怕这意味着可能永远无法回到埃及。船队除了这艘主驳船，还有三艘载着嫁妆和随行人员的货船。嫁妆包括五十箱亚麻布、三十箱香料、二十箱金银器皿、十箱莎草纸卷轴，以及象征性的两辆战车和四匹埃及马——这些马将在抵达米坦尼后与当地的战马进行配种改良。

顺尼罗河而下，在孟菲斯以北的港口换乘海船，穿越地中海东岸，再沿陆路向东。整个旅程预计需要三个月。这是贝凯特第一次离开埃及，第一次看见沙漠之外的景象。

最初几天，她大部分时间待在舱室里。不晕船——她的平衡感出奇地好——她需要整理思绪。她摊开沿途收集的地图，用炭笔标记已经经过的城镇和预计的路线。她复习米坦尼语，背诵王室成员的名字和头衔，翻阅关于两河流域气候与物产的记录。但当船驶入地中海，陆地变成一条遥远的灰线时，她开始走上甲板。

海与河如此不同。尼罗河是沉静的、有规律的，带着泥土气息的生命线。而海是变幻的、无垠的，时而温柔如绸缎，时而暴怒如挣脱锁链的巨兽。贝凯特站在船舷边，看着飞鱼掠过浪尖，看着海豚在船首嬉戏，看着星斗在无云的夜空中旋转成陌生的图案。她想起那个关于“高飞之鸟”的预言。此刻，她确实在飞，飞离熟悉的巢穴，飞向未知的天际。

塔伊忧心忡忡地看着她。“公主，风大，回舱里吧。”

“再等等。”贝凯特说，“我想记住这片海的样子。”

她想起前世——如果那可以称为前世——第一次离开家乡去大学报到时，也是这样的心情：忐忑，但更多的是对前方可能性的期待。只是这一次，前方没有解剖实验室和图书馆，只有一座由十五岁少女统治的异国宫廷。

船队在腓尼基的港口城市比布鲁斯靠岸。从这里开始，旅途将转为陆路。贝凯特换上了更适合骑行的简装：亚麻长裤、束腰外衣、皮革凉鞋，长发编成一根结实的辫子。她的骑术是在埃及宫廷学的，不算顶尖，但足够应付长途旅行。

车队向东，沿着古老的商路，穿过黎巴嫩山脉的隘口。景观逐渐变化：茂密的雪松林取代了埃及的棕榈树和纸莎草丛，空气变得凉爽干燥，山间流淌的溪水冰冷刺骨。贝凯特开始记录沿途见到的植物：她认出了一些具有药用价值的草药，如可用于消炎的没药树、缓解胃痛的山地薄荷。她让侍女收集样本，小心压制成标本。

穿越山脉后，眼前豁然开朗。一片辽阔的、被两条大河滋养的平原在眼前展开。这就是美索不达米亚——“两河之间的土地”。时值初夏，大麦和小麦田铺展成金绿色的地毯，灌溉水渠如银色蛛网纵横交错，远方有土砖砌成的村庄，炊烟袅袅升起。

“那里就是米坦尼的核心地带。”翻译官指着东北方向，“首都瓦舒卡尼就在底格里斯河的一条支流旁。我们还需要走十天。”

越是接近目的地，贝凯特越是沉默。她观察着路上遇到的行商、农民、士兵。他们的服饰与埃及人不同：男性多穿长袍并束腰带，女性长袍外常罩着刺绣的披肩，无论男女都喜欢佩戴青金石和玛瑙首饰。语言混杂，除了主流的胡里安语（米坦尼贵族使用），还能听到亚述方言、赫梯语和偶尔的埃及商人口音。

她注意到这里的灌溉系统比埃及更复杂。由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泛滥不如尼罗河规律，米坦尼人建造了更精细的水坝、闸门和引水渠。贝凯特让车队在几处大型水利工程旁短暂停留，她下马观察，询问当地的监工——通过翻译官——关于水流分配、淤泥清理和维护周期的问题。监工们起初对这个年轻的外国女子感到惊讶，但见她问题切中要害，态度认真，便也乐意解答。

这些信息被她记录在随身携带的莎草纸本上。她画下简图，标注尺寸和材料。这不是为了展示，而是为了理解这个国家的命脉。

旅途第七十三天，瓦舒卡尼的城墙出现在地平线上。

不同于埃及神庙的巨石结构，瓦舒卡尼的城墙是用晒干的土砖砌成，表面涂抹白色石膏，在阳光下耀眼夺目。城墙高耸，目测超过十五米，顶部有锯齿状的垛口和瞭望塔。城市规模比孟菲斯小，但布局紧凑，街道纵横如棋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