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伦敦大轰炸的开始，白金汉宫也不再安全。王室成员被建议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国王和王后坚持留在伦敦，与民共度时艰（宫殿也确实遭到了轰炸）。而关于两位公主的安置，则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最终，她们被送往相对安全的温莎城堡。但埃芙琳拒绝将自己仅仅封闭在城堡的高墙之内。她向父亲提出：“如果我们要成为‘希望的一部分’，就不能远离人民正在经历的痛苦。我们需要了解，需要参与，哪怕是以有限的方式。”

于是，在温莎，一个独特的“圈子”开始以埃芙琳为核心，悄然形成。这起初源于她对信息的渴求。她会邀请来城堡做简报的军官、政府官员、民防组织负责人多留片刻，在城堡某个舒适但不起眼的起居室里，奉上一杯茶，然后提出她深思熟虑过的问题。问题不是关于战略机密，而是关于那些宏观决策之下的微观现实：疏散儿童的心理适应问题；工厂女工在长时间劳动后的家庭照料困境；医院在轰炸后面对伤员激增时的物资与人力调配；甚至是如何处理废墟清理中出现的、涉及民众财产损失认定的琐碎而痛苦的纠纷。

这些官员起初有些拘谨，面对这位年轻的公主，不知该如何把握分寸。但很快，他们发现埃芙琳公主并非在履行一种象征性的“关怀”职责。她的问题切中要害，她对行政流程的理解有时深刻得令人惊讶，而且她有一种罕见的品质：她能让你忘记她的身份，专注于问题本身。她会认真记录（用一种她自己发明的、简洁高效的速记符号），偶尔提出一个角度新颖的建议：“我在一份报告中看到，伯明翰的某个社区自发组织了‘邻里互助清单’，将拥有不同技能的人（如会修理管道、懂得急救、能照顾幼儿）登记在册，在空袭后迅速配对互助，效果似乎不错。这能否推广？”

她的名声，以一种低调的方式，在特定的人群中传开。她被称为“那个真正在思考的公主”。渐渐地，来到温莎城堡的，不再仅仅是做简报的人。一些有见识、有想法，或许在渐渐地，来到温莎城堡的，不再仅仅是做简报的人。一些有见识、有想法，或许在正式官僚体系中感到束缚或被边缘化的人物，开始“偶然”地出现在她的午后茶会名单上。

她的沙龙，没有正式的名称，没有固定的时间表，但逐渐有了独特的氛围和影响力。它通常发生在城堡西翼一间阳光充沛的小客厅，窗外是古老的庭院。房间里没有过多的王室奢华装饰，书籍、地图、未经装裱的画作堆得到处都是，壁炉里燃着使人舒适的火焰。

在这里，你能看到的人包括：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尽管他身居高位，但偶尔会来），他会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战时财政的奥秘，而埃芙琳会问及这些政策对底层民众购买力的实际影响。

·一位名叫玛乔丽·切尼的年轻女性，她来自工党背景，正在组织针对被疏散儿童的教育项目。她与埃芙琳激烈讨论过阶级差异如何在这些孩子中复制，以及如何打破它。

·罗伯特·沃伦爵士，一位保守党老派贵族，对传统价值念念不忘，但对国家的忠诚无可置疑。他与埃芙琳讨论过“变革中的延续性”的重要性。

·一位名叫大卫·阿滕伯勒的年轻自然科学专业学生（战争中断了他的学业），他应征前曾为BBC工作过一段时间。他会带来关于利用广播进行科普和提振士气的奇妙想法。

·艾伦·图灵，通过非常曲折和保密的关系，极其罕见地出现过一两次。他沉默寡言，几乎只对着茶杯说话。但埃芙琳问了一个关于“信息处理中的容错率”的问题（源自她前世的系统思维），让图灵抬起头，惊讶地看了她一眼，然后进行了长达十分钟的、语速极快的技术性阐述，在场其他人大多茫然，而埃芙琳认真倾听，偶尔点头。

·一位名叫塞巴斯蒂安·福克斯的退伍军官，他在敦刻尔克受伤，现在致力于士兵的心理康复。他带来了战争对人类精神摧毁的第一手资料。

·来自波兰、法国、荷兰等沦陷国家的流亡知识分子或抵抗组织联络人，他们带来欧洲大陆的苦难与不屈的信息。

这个沙龙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混杂性”。左翼与右翼，贵族与平民，科学家与艺术家，官员与社工，在这里暂时搁置了门户之见。一部分是因为战争带来的同仇敌忾，另一部分，则要归功于埃芙琳公主本人营造的那种独特气场。

她不是主导讨论的雄辩家，而是高超的主持人与调和者。她能敏锐地察觉对话中的紧张点，适时插入一个缓和的问题，或者引用一个看似无关、却能打开新视角的典故。当沃伦爵士痛斥“某些激进的平等观念将摧毁社会结构”时，埃芙琳会轻声说：“罗伯特爵士，我记得您非常推崇埃德蒙·伯克。伯克也强调传统与社群的重要性，但他同样认为，真正稳定的社会需要某种‘有机的变化’。我们是否在寻找一种‘有机’的方式，来应对战后必然到来的变革压力呢？” 这既尊重了对方的理念根源，又巧妙地将讨论引向建设性方向。

当争论过于激烈时，她会提议暂时休息，请大家欣赏一幅她最近“发现”的、某位不知名画家描绘伦敦东区工人在日落时分归家的画作，或者播放一段阿滕伯勒带来的、记录英国乡村声音的录音——云雀的鸣叫，溪流的水声，风吹过麦田的沙沙声。这些时刻，提醒着大家他们共同保卫的是什么。

贝丝也是沙龙的常客。起初她只是聆听，被姐姐和这些杰出人物的对话所吸引。渐渐地，在埃芙琳的鼓励下，她也开始提问、参与讨论。埃芙琳会有意识地将一些问题引向妹妹，锻炼她的思维和表达能力。“贝丝，你之前和那些来自东伦敦的疏散儿童相处过，从他们的讲述中，你对城市住房改革有什么想法吗？”

通过这个沙龙，埃芙琳在编织一张网。这张网不是用于权力斗争，而是用于信息流动、思想碰撞和建立跨越常规界限的理解与信任。她成了不同世界之间的“翻译官”和“连接器”。一位工厂视察员在沙龙里提到的生产线上的安全隐患，可能会通过埃芙琳，以“某种值得关注的现象”的方式，传递到某位负责军工生产的大臣耳中。一位心理学家关于集体创伤的见解，可能会影响埃芙琳对战后社会政策方向的私下建议。

更重要的是，她通过这个网络，为妹妹贝丝——未来的女王——搭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非正式的政治教育课堂。在这里，贝丝提前见识了国家治理所涉及的复杂光谱，学会了倾听不同声音，理解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点的艺术。埃芙琳是她的向导和解说员，在沙龙结束后，姐妹俩经常在城堡的走廊里边走边进行更深入的复盘讨论。

“你觉得凯恩斯先生关于政府必须干预以确保充分就业的观点，与沃伦爵士担心的财政赤字和道德风险，如何平衡？”贝丝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