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第三天上午，国安那边送来了建议书，经通讯技术查证和银行流水证明，郎客的违法行为系个人独立完成，与亲属及周围朋友同学等人无关，建议审讯组视情况通知郎客亲属，及时完成认罪工作。

在这三天的审讯中，除了最开始就家庭问题郎客相对多说了几句之外，其他任何跟他违法行为相关的话题，他的嘴巴闭得很紧，以沉默相抗衡。

这些审讯员对郎客这样比较特殊的网络信息犯罪人员，其实见得不多。

大部分跟这种相关的，要么是经济诈骗，利用购买过来的木马程序或病毒控制受害者的手机银行等，例如最常见的街边扫二维码，短信以退款退税为由发送非法平台链接。

还有那种较为长期的诈骗犯罪，犯罪集团搭建一个网络平台，贩卖理财产品与期货交易等等，又或是那种号称股票分析软件，与受害者取得信任之后，让其用现金交易或汇款等方式将钱投入该平台。

看似投资收益猛涨，实则全是捏造的数字，压根就没有这样的交易，后台的程序员在收益后面想加几个零就加几个零。

这样的人落入法网，往往是抓到一些底层的跑腿或发送短信的下线，既不知道平台是谁搭建的，也不知道上线姓甚名谁，因此一威逼利诱，就能交代出来希望减刑。

毕竟这种平台往往上线在海外居多，很大部分都在东南亚，和那些园区脱不开干系，有少数是国内的人员。那些技术人员抓到后，其实也不是真正的主使，他们往往都在一家网络技术公司干活，心知开发的是非法软件，但为了挣钱糊口，仍然只把这个当成一份普通的程序员工作。

因为集中在窝点缺乏活动，这些技术人员往往蓬头垢面，体态浮肿肥胖或面黄肌瘦，不光体力不行，意志力也很差，稍微关几天就老实了。

还有少数人是那种年纪更轻，在十八岁左右的青少年人，有的脑子灵活但受教育程度不够，自学了点计算机编程，就想着黑别人信息，有的因为网络上的争端，有的则想捞点“快钱

，例如盗用账号发消息打款，远程锁了别人的电脑或手机屏幕要求付钱解锁等等。

这些都以熟人及周围社交圈作案为主，因为以他们的水平压根黑不了任意陌生人的账号，更不用说什么银行后台政府网站，就连普通的互联网公司数据库都攻破不了。

像郎客这种要出动武警和国安围剿水平的信息技术犯罪实属罕见。

不光是他的技术水平出类拔萃，他的个人综合素养，包括对社会运行规则的认知、学识，乃至于身体素质都远强过拘留所曾经逮捕过的同类型罪犯。

自从郎客选择沉默作为抗争的手段之后，审讯组就不再走“温情”模式，此路不通另有他路，先疲惫郎客的身体，后瓦解他的精神。

郎客深知自己的问题是多说多错，如果真的一五一十全都交代出来，等待他的只会是牢底坐穿。因此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咬死不承认，赌国安要么抓不到太多实质性的证据，要么不能把所有郎客干过的事情都挖出来。这样他只需要为板上钉钉的几桩案子负责即可。如果运气好，判处可以小于十年。这就需要郎客和律师会面，跟进国安那边的侦破进度，这样才能把刑期降到最低。

第二条路是古往今来有无数先例可供参考的道路，那就是“招安”。

郎客只能寄希望于国安能把自己收编入队，把牢狱之灾转化成受监管的劳动改造。但这种希望比较渺茫，国安内部有人能够让郎客无知无觉地被查到IP地址，只能说明那个人或那组人的水平高出郎客一截。

郎客知道自己并非天才，顶多算高级人才。

他不是没有成为天才的可能，但他早就错过了这方面的专业教育。他走的是一条最循规蹈矩的路子，迫于成绩压力，他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了努力提高数学物理之外的科目上，让成绩单变得花团锦簇。

他不擅长阅读太过密集的文本信息，总是难以自控地走神，这使得他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在背诵和默写上。

另外，和绝大部分家长一样，郎客的双亲都在郎客初高中时期将电脑视作洪水猛兽，不管他究竟拿来干什么，都算成是浪费时间的娱乐。

郎客于学习的百忙之中，自己从图书馆借书，又自己攒钱在休息日偷摸去网吧开电脑钻研，堪比地下党，这种条件竟然能够让他自学到点真东西。某种程度也算“天才”了。

因此他真正起步的时间要比和他技术水平差不多的同行要晚很多。

被关在审讯室的头一个夜晚，彻夜亮着大灯，室内亮如白昼，郎客仍然是与原先相同的姿势锁在那把铁椅上，手脚都不能自由活动，腰部紧贴着椅背。他一瘫坐，腹部就会卡在前边的挡板边缘，只会更不舒服。

与此同时他的两条腿也始终保持着近乎直角的坐姿，脚踝上的镣铐和椅子脚捆在了一起。

除非他申请去上厕所，否则他就一直在这里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