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点一刻，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里，人影稀疏。宽敞明亮的空间被简约大气的装修风格衬得有些空旷，白炽灯光毫无温度地洒在光洁的地砖上，映出零星旅客拖着行李箱的疲惫倒影。江屿就坐在其中一张冰冷的金属长椅上，手指无意识地捻着一片白色药片。

佐匹克隆。医生开的，用来对付那些漫长得没有尽头的夜晚。药片边缘有些磨损，在他汗湿的指尖几乎要化开。他闭上眼，试图压下喉咙口那股熟悉的、因缺眠而泛起的恶心感。心理创伤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失眠、记忆闪回，以及一点小的刺激也容易引发情绪失控。他知道自己符合全部条目，像个标准的医学样本。

手机在裤袋里震动起来，嗡嗡声在寂静的大厅里格外刺耳。他掏出来，屏幕上是编辑林薇的名字。指尖划过接听键的瞬间，他莫名一阵心慌。

“江屿，”林薇的声音透过电波传来，带着都市夜晚特有的焦躁和不容置疑，“你到新疆了吧？专栏的档期不能再拖了。‘边疆之眼’这个栏目，社里多少人盯着，你再交不出赛里木湖的片子，下个月真的保不住了。”

赛里木湖。四个字像四根细针，轻轻扎进他太阳穴。一阵短暂的眩晕袭来，眼前闪过一些无法捕捉的碎片——刺眼的蓝，剧烈晃动的水光，还有……一只伸向虚空、迅速被冰冷吞没的手。他猛地攥紧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用疼痛将自己拽回现实。

“我知道。”他的声音有些沙哑，透着力不从心，“已经在路上了。”

“路上？你还在机场？”林薇敏锐地捕捉到他背景音里机场广播的模糊回声，语气更急了，“我的大摄影师，这都几月了？五月的新疆，白天平均气温能有23度，是最好的拍摄窗口期。你别又犯老毛病，到了地方却按不下快门。”

江屿没接话。他的“老毛病”，林薇略知一二，三年前那场让他声名鹊起又骤然沉寂的意外之后，他就添了这么个毛病——面对某些特定的、壮阔到令人心悸的风景时，镜头后的手会无法控制地颤抖，仿佛相机有千钧重。医学上把这叫做创伤后的“过度警觉”和“回避”。他心里清楚，那不只是“某些”风景，那是水，是大片深不见底的、沉默的水。

“我会交稿的。”他重复了一句，更像是在说服自己。

挂断电话，更深的疲惫海潮般涌上。他习惯性地去摸随身背包的侧袋，想检查一下机票和证件，指尖却捞了个空。心里猛地一沉。他急忙把那个双肩摄影包拽到身前——深灰色，高强度尼龙面料，裸包仅重1.45公斤，是他特意为这次长途采风换的新装备，看中的就是其“轻量化”和“专业背负”兼得的特点。主仓、侧袋、隐藏仓……他有些慌乱地翻找着。钱包在，护照在，那台宝贝似的相机也在内胆里安稳躺着。唯独那个印着航空标志的淡蓝色行李寄存牌，不见了。

记忆迅速倒带。最后一次见到它，是在半小时前，机场便利店。他买水，从钱包里掏零钱，顺手把寄存牌放在了收银台边沿……然后呢？然后他拧开瓶盖，吞下今天的第一片佐匹克隆，把找零和票据胡乱塞进兜里，转身离开。

遗忘了。就像他遗忘了三年前赛里木湖边的那个夜晚究竟如何开始、如何结束一样。

一种混杂着荒谬与恐惧的情绪攫住了他。丢失行李牌是小事，补办即可。但这种“丢失”的感觉，这种记忆链条上凭空出现的黑洞，让他脊背发凉。他的大脑，这台曾经精密无比、能捕捉瞬间光影的仪器，似乎真的出了无法修复的故障，总在关键时刻将他生命中的重要凭证，随意丢弃在某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