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甜，辣味也正。”厨师点头，“妈，这菜可以。”

老板娘这才谈价。陈志远还是报那个数。

“贵。”老板娘直言不讳，“但我认。这样，黄瓜每天送十斤，辣椒五斤。价格就按你说的，但有个条件——每批菜都得带当天的采收记录，签上名字。”

陈志远愣住。“您要记录干啥？”

“给客人看。”老板娘指了指墙上，“我这儿每道菜都会标食材来源。客人吃得明白，才觉得值。”

从“山外山”出来，陈志远手里又多了张订单。每天十五斤，一个月下来，就是上千块。

他站在街边，长长吐了口气。

太阳已经偏西。他跑了大半天，进了七八家餐馆，成了两家。剩下的，有的嫌贵，有的嫌麻烦，有的压根不信他那套“可追溯”的说法。

但够了。

回到车上，陈志远把两张订单和收到的现金摊在副驾驶座上。他盯着看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给张怀谷打电话。

“怀谷哥，明天开始，每天清早摘十五斤黄瓜，十斤辣椒。要最好的，分开装。”

张怀谷在那边应了声。“订出去了？”

“嗯。一家五斤，一家十斤。价格……”陈志远顿了顿，“按我之前说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他们真答应了？”

“答应了。”

张怀谷没再问。“好，我明早四点去摘。”

回村的路上，陈志远开得很慢。车窗开着，晚风灌进来，带着田野的气味。他脑子里盘算着数字——两家餐馆，每天二十五斤菜，一个月就是七百多斤。按这个价，收入能比卖给赵广源高出三成。

三成。

他握方向盘的手紧了紧。

回到村里，天已擦黑。陈志远没回家，先去了村部。办公室灯亮着，柴有根还在对账。

“柴会计。”陈志远推门进去，把订单和现金放在桌上，“今天跑了两家餐馆，这是订单和预付款。”

柴有根抬起头，推了推眼镜。他拿起订单看了看，又数了数现金。“这价……没错？”

“没错。”

“人家肯给？”

“肯。”

柴有根不说话了。他重新低头，把数字记在本子上，一笔一划，写得很慢。记完了，他摘下眼镜擦了擦。

“陈总。”他声音有点干，“这钱……怎么入账？”

陈志远拉过椅子坐下。“按章程。收入单列，支出单列，月底按各家供货量分红。明细贴公告栏。”

柴有根点点头，又摇摇头。“我是说……这价比市场高那么多，别人会不会说闲话？”

“闲话肯定有。”陈志远说，“但菜是我们种的，价是我们谈的。嫌高，他们可以不买。买了，就得认。”

柴有根看了他一眼，没再吭声。

接下来几天，每天清早，张怀谷和吴秋月去试验田摘菜。黄瓜带露水，辣椒红得发亮，装进干净的泡沫箱，箱盖上贴着采收日期和种植人签名。

陈志远开车送去县城。

“客满楼”的胖师傅第二次见他的时候，脸色好了点。“你家黄瓜是不错，客人有问的。”但他还是摇头，“价太高，长期要不起。”

陈志远没强求。

“老味道”的老板试了三天，第四天加订了五斤黄瓜。“炒鸡蛋，客人说黄瓜味浓。”他一边付钱一边念叨，“就是贵，真贵。”

“山外山”最稳定。老板娘每天亲自验收，还让厨师用那些菜开发了新菜式——“云岭黄瓜卷”“山椒炒肉”。菜牌上真标了食材来源，有小字注明：云岭联盟直供。

一周后，第一笔完整货款到账。两家餐馆加起来，一千四百多块。

钱打到合作社账户那天，陈志远让柴有根把明细打出来。收入多少，支出多少，运输成本多少，一笔笔列清楚。最后是各家应得的分红——吴秋月家最多，因为她家供的黄瓜多；张怀谷有一部分技术管理补贴；陈志远自己有一块跑市场的费用。

数字都不大，几十块，百来块。

但清清楚楚。

下午，陈志远把明细表贴在村委公告栏。白纸黑字，还有红印章。

他没敲锣，也没广播。贴完就走了。

消息却像风一样刮遍了村子。

先是几个路过的村民凑过去看，接着人越聚越多。王翠兰是听到信儿跑来的，她挤到最前面，眯着眼，手指点着玻璃板，一行行往下数。

看到吴秋月那栏时，她“咦”了一声。

“秋月家分了八十六块三？”她转头问旁边人，“她家不就摘了点黄瓜吗？”

有人搭腔：“人家那是试验田的黄瓜，卖得贵。”

“多贵？”

“听说比市场价高三成。”

人群嗡嗡响起来。高三成，这几个字像石子投进池塘，涟漪一圈圈荡开。

王翠兰不说话了。她重新凑近玻璃板，手指点着自己那栏——她家也供了辣椒，分红四十二块七。她盯着那个数字，嘴唇无声地动，像是在算。

算了第一遍，她皱眉。

又算第二遍。

第三遍时，她手指停在玻璃上，不动了。

夕阳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公告栏玻璃反着光，那些数字在光里有些晃眼。

王翠兰看了很久。

然后她转过身，拨开人群往外走。步子很快，腰板挺直，像下了什么决心。

有人喊她：“翠兰婶，你看明白没？你家分了多少？”

王翠兰没回头。

“回家拿本子去！”她甩下一句，“我得对对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