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个月，是苏见微一生中最丰盈也最贫瘠的时光。

丰盈是因为她每天都在见沈令仪。她学会了煮那种精确的阳春面——汤要熬四个小时，面要过三次凉水，葱要切成均匀的细末。她学会了给薄荷浇水而不让它们烂根——用手指试土壤的湿度，不干不浇，浇则浇透。她学会了在沈令仪深夜发朋友圈时回复一句“还没睡？”然后等待——有时等到回复，有时等到第二天早晨的“抱歉，昨晚睡着了”。她甚至学会了辨认沈令仪的呼吸声——浅而快的呼吸代表焦虑，深而慢的代表平静，时断时续的代表她在哭。

贫瘠是因为她不能触碰。沈令仪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界限：可以说话，可以共处，可以分享沉默，但不能靠近，不能追问，不能在她说“我想一个人待着”时拒绝。那道界限像一条河，苏见微站在此岸，沈令仪站在彼岸，她们能看到对方，能听到对方的声音，但河水太深，太冷，她不能涉水而过。

她画了很多画。沈令仪允许她画，甚至有时会对着她的画布提出技术上的建议——“这里的阴影太死了，旧纸的光泽是有温度的”，“你把我画得太悲伤，我其实没有那么多情绪”。苏见微听着，改着，心里想的却是：你当然有情绪，你只是不让它们出现。

她画了一张沈令仪睡觉的样子。那是偶然——她在沈令仪家待到太晚，雪太大，沈令仪说“住客房吧，有干净的被子”。她半夜醒来，听见客厅有声音，走出去，看见沈令仪蜷缩在官帽椅上。没开灯，脸埋在膝盖里，双手抱着自己的小腿，像一只把自己折叠起来的虫子。

她没有开灯，没有靠近，只是静静地看。月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沈令仪的身上，把她的轮廓勾勒成一道银白色的线——那么小，那么紧，像一张被揉皱又试图展平的纸，像那页被虫蛀过的“姹紫嫣红”。

然后她回去拿了速写本，在黑暗中凭记忆画下那个轮廓——不是画，是记录，是一种“我看见了”的证明。

第二天沈令仪看见那幅画，没有说话。她只是把画收进了抽屉，和之前的颜料、书籍、邀请函放在一起——那些苏见微给她的、被她收进抽屉深处的东西，像一个人把另一个人送来的温暖存进银行，不敢花，怕花完了就没有了。

“您不高兴？”苏见微问。

“没有。”

“那您为什么收起来？”

沈令仪看着她，那种目光里有某种新的东西，像冰层下的鱼终于游到了光能照到的地方——它犹豫着，试探着，不知道光是温暖还是陷阱。

“因为真实的东西，”她说，“不能挂在外面。会坏的。”

苏见微想反驳，想说真实的东西应该被看见，应该被赞美，应该被挂在墙上让所有人看见它的美。但她忍住了。她想起诊断书上的日期，想起沈令仪已经独自对抗了这么久，想起“真实”对这个女人来说可能意味着危险——像一扇没有锁的门，风一吹就开了，谁都可以进来。

“那我画不真实的您，”她说，“画您希望成为的样子。好吗？”

沈令仪笑了。那是她第一次，在苏见微面前，不是礼貌地笑，不是悲伤地笑，是真的被逗笑了——眼角有细小的纹路，像七岁那年一样，像瓷器上的冰裂纹，像冬天湖面上突然裂开的第一道缝。

“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苏见微追问，像抓住了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