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之后，北京开始变暖。

不是一下子变暖的，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像一个人从抑郁中走出来，不是突然好了，是今天比昨天好一点，明天比今天好一点。你几乎察觉不到变化，但回头看的时候，发现已经走了很远。

沈令仪开始有一些微小的变化。

她开始吃苏见微做的早餐——不是只吃一口就说“不饿”，是吃完一整碗粥，或者一整份三明治。她开始在深夜醒来时，走到客房门口，站一会儿，然后离开——苏见微有时醒着，有时睡着，但沈令仪总是站在那里，像在确认她的存在。她开始允许苏见微画她的卧室、她的床、她的枕头上的凹陷——那些私密的、从不示人的东西。

但她也开始撤退。更频繁地说“我想一个人待着”，更长时间地锁着卧室的门，更尖锐地指出苏见微画中的“错误”。

“这里的阴影太死了，你没有真正看见我。”

“你把我画得太温柔了，我不是那样的人。”

“你总是把我画得比实际好看。你在画一个不存在的人。”

苏见微听着这些话，不反驳，不辩解。她知道这不是拒绝，这是沈令仪唯一学会的、表达需要的方式——先推开，看你会不会回来。

你回来了，我就知道你是真的。

有一次，沈令仪说了“我想一个人待着”之后，苏见微真的走了。她收拾了画具，穿上外套，出了门。她没有问为什么，没有回头，没有发消息。她去了附近的咖啡馆，点了一杯美式，坐了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她的手机响了。沈令仪的消息：

“你在哪？”

苏见微回复：“咖啡馆。你要我来吗？”

已读。然后：“嗯。”

苏见微付了咖啡钱，走回去。开门的时候，沈令仪站在门口，穿着那件丝质睡袍，珍珠扣歪歪扭扭地扣着。她的眼睛是红的，但没有泪。

“你回来了。”她说。

“我说过，您说‘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我会离开，然后等您准备好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