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袭过后，香港的夏天好像更热了。
不是天气的热，是心里的热。那种焦躁的、不安的、像火烤着脊背的热。街上的人走路比从前快了，说话比从前急了，眼神也比从前躲闪了。谁都不知道下一颗炸弹会落在哪里，谁都不知道明天还活不活着。
面馆的生意淡了。不是面不好吃了，是没人敢出门了。段凛戈每天还是熬四个时辰的汤，揉几十斤的面，但来吃面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候午市只有两三桌，晚市一桌都没有。灶台上的火还是开着，锅里的汤还是咕嘟咕嘟地冒着泡，但香味飘出去，没有人循着香味走进来。
玉兰的茶馆也淡了。免费茶还在供应，但来喝茶的难民少了——有的走了，有的死了，有的不知道去了哪里。沈怀秀每天还是把茶桶擦得锃亮，把碗摆得整整齐齐，但一天下来，也卖不出几壶茶。
“阿鸿，你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玉兰坐在茶馆门口，手里端着一杯茶，茶已经凉了，他没喝。
“不知道。”林惊羽坐在他旁边，怀里抱着胡琴，没有拉。
“你说，日本人要是打过来了，我们怎么办？”
“段凛戈说走。”
“你不想走？”
“不想。”
“我也不想。”玉兰把凉茶倒在地上，又倒了一杯热的，“但段先生说得对。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林惊羽没有接话。他把胡琴架在腿上，拉了一首曲子。很慢的调子，像一个人在慢慢地走，不知道要去哪里，但还是在走。
七月中旬，顾怀琛又来了信。
信封很薄，里面只有一张纸。字迹很潦草，写得很急，有些地方墨迹都花了。
“林惊羽、段凛戈：
重庆最近天天挨炸。我和妻子搬到了乡下，暂时安全。
香港也不安全了。你们早点走。南洋、澳洲，越远越好。
别惦记面馆了。面馆可以再开。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顾怀琛”
林惊羽看完信，递给段凛戈。段凛戈看了一遍，折好，还给林惊羽。
“顾先生说让我们走。”
“嗯。”
“你怎么想？”
林惊羽沉默了一会儿。
“我想再等等。”
“等什么？”
“等那棵树长大。”
段凛戈看着他，没有说话。
那天晚上，林惊羽一个人去了海边。
月亮很圆，挂在天上，像一个白玉盘。海面上没有船，只有月光碎成千万片银鳞，随着波浪起伏。浪花拍打着礁石，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
他走到那块礁石旁边，蹲下来。礁石上还有上次烧纸留下的灰烬，被雨水冲得只剩一点痕迹。他从怀里摸出三根香，用打火机点着，插在礁石的缝隙里。
“沈副官。”他说，声音不大，但被海风送得很远，“顾先生来信了，让我们走。段凛戈也想走。玉兰和怀秀不想走。我也不想走。”
烟雾被海风吹散，香灰落在石头上。
“你说，我们该不该走？”
海浪拍打着礁石，溅起白色的泡沫。
“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
林惊羽在礁石上坐了很久。香燃尽了，他把香根收起来，塞进口袋里。站起来，转身往回走。
走了没几步，他看见一个人影站在沙滩上，逆着月光，看不清脸。但他知道是谁。
“段凛戈。”
“嗯。”
“你什么时候来的？”
“你出门的时候。”
“你跟着我？”
“怕你出事。”
林惊羽走过去，站在他面前。月光落在段凛戈脸上，照出那道旧疤，和微微抿着的嘴唇。
“段凛戈。”
“嗯。”
“我们走吧。”
段凛戈看着他。
“想通了？”
“想通了。树可以再种。面馆可以再开。人没了，什么都没了。”
段凛戈伸出手，把他拉进怀里。
“好。走。”
两人沿着海岸线往回走，谁都没有说话。海鸥在头顶飞过，叫了几声，飞远了。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沙滩上，像两个并肩而行的人。
回到面馆，玉兰和沈怀秀还没睡。两个人坐在茶馆门口，看见他们回来，同时站了起来。
“阿鸿，你们去哪儿了？”玉兰问。
“海边。给沈副官烧了香。”
玉兰看了他一眼，没有多问。
“玉兰。”林惊羽说。
“嗯。”
“我们走吧。”
玉兰愣了一下。
“走？去哪里？”
“南洋。澳洲。越远越好。”
玉兰沉默了一会儿，转头看了一眼沈怀秀。沈怀秀站在他旁边，手里还端着一杯凉茶。
“怀秀，你想走吗？”玉兰问。
沈怀秀低下头，看着杯子里浮沉的茶叶。
“想。我不想死在这里。”
玉兰点了点头。
“那就走。”
第二天一早，四个人开始收拾行李。
东西不多。几件换洗衣服，一床被子，一个搪瓷盆，一双筷子，一只碗。林惊羽把胡琴装进琴盒里，用布包了好几层。段凛戈把那本《面点制作大全》塞进包袱里，又把灶台上那把用了半年的长筷子也塞了进去。
“带筷子干什么？”林惊羽问。
“新地方没有顺手的。”
林惊羽笑了一下，没有说什么。
玉兰收拾了一包茶叶，几个茶杯，还有墙上那块手帕。他把手帕从木框里取出来，叠好，贴身放着。
“怀秀，你的东西呢？”玉兰问。
“收拾好了。”沈怀秀提着一个小包袱，站在门口。包袱里只有几件衣服和那枝桂花——断了又种回去的那枝。她把它从土里拔出来，用湿布包好，放进包袱里。
“能活吗？”林惊羽问。
“能。根还在。”
段凛戈最后看了一眼面馆。灶台，案板，水池，那口用了半年的铁锅，那几只用得边沿都缺了口的粗瓷碗。墙上的荔枝画还挂着，他没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