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过后，南洋的风变得温柔起来。不是春天那种湿漉漉的暖，也不是夏天那种闷闷的热，而是一种干燥的、带着海水咸味的凉。风吹在脸上，像有人用软布轻轻擦过。阿洛说，这是一年里最好的时候，不冷不热，不干不湿，适合出海，也适合睡觉。

面馆的生意稳定了下来。每天午市坐满，晚市也有三五桌。段凛戈的汤底已经成了镇上的“名物”，有人从隔壁镇专程赶来，就为了喝一碗他熬了四个时辰的骨汤。周明远学会了煮面，虽然不是每一碗都完美，但十碗里有七八碗能过关。段凛戈不夸他，但也不骂他了。周明远说，这就是最好的评价。

林惊羽有时候坐在茶馆门口拉琴，苏婉就搬个小凳子坐在他旁边，一边择菜一边听。她不懂琴，但她听得认真，每拉完一首，她都要说一句“好听”。林惊羽问她听得懂吗，她说听不懂，但好听。林惊羽笑了，觉得苏婉和沈怀秀一样，简单，简单得让人不累。

十月的一天，镇上来了一个陌生人。

是一个年轻男人，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手里提着一个皮箱。他走进面馆，四处看了看，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

“老板，来一碗阳春面。”他说的是国语，带着南京口音。

段凛戈煮了面，端过去。男人吃了一口，点了点头，又吃了一口。

“老板，你是哪里人？”他问。

“北平。”

“北平？日本人打过去了。”

“我知道。”

“你家里人还好吗？”

段凛戈的手顿了一下。

“没有家里人。”

男人没有再问。他吃完了面，放下碗，从皮箱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们。”

段凛戈拿起信封，看了看。上面没有署名，只写了“香港油麻地桂花面馆”几个字，但地址已经被划掉了，旁边用另一种笔迹写了南洋的地址。

“谁让你送的？”

“一个姓陈的先生。他说你们看到信就知道了。”

男人站起来，提起皮箱，走了。

段凛戈拆开信封，抽出信纸。信是陈先生写的，字迹比上次更潦草，像是写得很急。

“林惊羽、段凛戈：

广州沦陷了。香港也危险了。你们走得对。

组织已经散了。大部分人都撤了。我也要走了。去哪里还不知道，但活着才能继续。

沈怀安的档案，我之前给过你们的那份，是假的。他妹妹沈怀秀还活着，是真的。但他寄回去的钱，没有用在她妹妹的医药费上——那些钱，被他妹妹的丈夫拿走了。她嫁了一个赌鬼，钱都被赌光了。她病了一场，不是肺结核，是饿的。

我一直没告诉你们，是因为不想让你们难过。但想想，还是说吧。死了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要知道真相。

陈先生”

段凛戈看完信，递给林惊羽。林惊羽看了一遍，手在发抖。

“假的。”他说，“他的档案是假的。”

“嗯。”

“他的钱被人拿走了。”

“嗯。”

“他妹妹不是病死的。是饿的。”

段凛戈没有说话。

林惊羽把信纸放在桌上，低着头，沉默了很久。

“段凛戈。”

“嗯。”

“沈怀安到死都不知道，他妹妹过的是什么日子。”

“嗯。”

“他每个月寄钱回去，自己舍不得花，烟都抽最便宜的。他以为他妹妹过得好。其实她过得一点都不好。”

段凛戈伸出手，握住了林惊羽的手。

“林惊羽。”

“嗯。”

“沈怀安死了。他妹妹也死了。但玉兰知道真相。怀秀也知道。他们知道的，是真的。”

林惊羽抬起头，看着他。

“那你要告诉玉兰吗？”

段凛戈沉默了一会儿。

“不说。说了他难过。不说，他记得的沈怀安，还是那个每个月给妹妹寄钱的沈怀安。”

林惊羽点了点头。

那天下午，林惊羽把那封信烧了。

不是怕被人看见，是不想让它存在。火苗舔着信纸，陈先生的字迹在火中扭曲、发黑、化成灰烬。林惊羽看着那些纸灰飘起来，落在桌上，落在手背上，落在心里。

“阿鸿，你在烧什么？”玉兰从茶馆走过来。

“旧信。没用了。”

玉兰没有多问。他在林惊羽旁边坐下来，看着巷口的天空。

“阿鸿。”

“嗯。”

“你说，沈怀安在那边，过得好不好？”

林惊羽沉默了一会儿。

“好。他在那边什么都好。”

玉兰笑了一下，笑得很轻。

“那就好。”

十月中旬，南洋的天气忽然冷了。

不是北平那种冷，是一种湿漉漉的、贴在皮肤上的冷。风吹过来，带着海水的咸腥，也带着北边来的寒意。阿洛说，今年比往年冷，可能是北边在打仗，连风都变了。

面馆的灶台成了最受欢迎的地方。客人们一进门，就往灶台边挤，说要暖暖身子。段凛戈把灶台的火烧得更旺了，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热气蒸得整个面馆像一个大蒸笼。

周明远揉面的手不再肿了。他的手指关节还是红的，但已经不疼了。他每天揉几十斤面，手上的茧越来越厚，皮肤越来越粗糙，但他不在乎。他说，有面揉，就活着。

苏婉给每个人织了一条围巾。深灰色的，羊毛的，和顾怀琛妻子织的那种差不多。她说她以前不会织，是跟茶馆的一个老客人学的，学了半个月，拆了好几次，总算织成了。

“苏婉，你给自己织了吗？”沈怀秀问。

“没有。线不够了。”

“那你冷不冷？”

“不冷。我皮厚。”

沈怀秀把自己那条围巾解下来，围在苏婉脖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