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首尔的夏天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
六月的阳光透过YG练习室的落地窗倾泻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道道锋利的光影。空气里弥漫着汗水和廉价空气清新剂混合的气味，这是林在贤在过去四个月里已经彻底习惯的味道。
他坐在练习室角落的地板上，背靠着镜子，膝盖蜷起来抵住胸口。其他五个人已经走了——不，应该说是其他四个人，加上张贤胜。六进五的淘汰结果还没出来，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他和贤胜之间只有一个人能留下。
练习室的灯还亮着，只有走廊尽头的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低响。在贤把脸埋进膝盖里，闭上眼睛。
十五岁，他从仁川来到首尔的时候，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他在仁川是有名的“小舞王”，走到哪里都有人认得他。可他的成绩比舞蹈更好——初中三年，他从未在任何一次考试中跌出过全校前三。老师们都说他应该去读首尔科学高中，将来进KAIST，而不是来当什么偶像练习生。
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理由。
父亲在他十三岁那年因为肝癌去世了。父亲在仁川的码头上做了一辈子的搬运工，手上的茧子厚得像一层盔甲，脊背被岁月压得再也直不起来。确诊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从发现到离开，只有三个月。
那三个月里，在贤每天放学后都去医院，坐在父亲的病床前，假装自己什么都没看到——假装没有看到父亲越来越黄的眼睛，没有看到输液管里那些冰冷的液体，没有看到隔壁床的老人被推走时脸上盖着的白布。
父亲走的那天晚上，在贤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家里，没有哭。
他只是坐在那里，从晚上坐到天亮，从天亮又坐到晚上。
后来他再也没有提起过父亲。不是不想，是不敢。因为他怕一开口，那些堵在喉咙里的东西就会全部涌出来，再也收不回去。
可是在他的心里，还有一个更深更疼的伤口——
韩秀雅。
这个名字，在贤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他不敢。因为只要念出这三个字，那个冬天的画面就会像潮水一样涌回来，把他整个人淹没。
秀雅是在贤从小学就认识的玩伴。他们住在仁川老城区同一条破旧的巷子里，两家的房子只隔了三户人家。秀雅的父亲在外地打工，母亲在菜市场卖泡菜，她的家境和在贤一样窘迫，但她的笑容比任何人都明亮。
在贤记得她的每一个样子。
记得她扎着两条辫子站在巷口等他的样子，书包带子滑到胳膊肘，歪着头说“在贤啊，你再不来我就迟到了”。
记得她在学校文艺汇演上跳舞的样子，身体柔软得像一根柳条，旋转的时候裙摆飞起来，在贤坐在台下，心跳快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记得她蹲在仁川海边哭的样子——那天她的母亲打电话来说这个月的房租又涨了，她挂了电话就哭了，在贤站在她旁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最后只是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肩上。
记得她转过头来看着他的样子，眼泪还挂在脸上，但眼睛里有光。
“在贤啊，你喜欢我吗？”
他张了张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那时候他才十四岁，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资格喜欢她——他连自己明天能不能吃饱饭都不确定，他拿什么去喜欢一个人？
可是秀雅好像什么都知道。她笑了笑，把脸转回去，看着大海说：“没关系，我可以等。”
那个画面，在贤记了一辈子。
然后冬天就来了。
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二。仁川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路面结了一层薄冰。在贤和秀雅从补习班回家的路上，一辆闯红灯的卡车从侧面撞了过来。
在贤只记得一个巨大的冲击力，然后是翻滚，然后是玻璃碎裂的声音，然后是——
然后是秀雅的脸。
她在最后一刻推开了他。
那个力道并不大，但足够让在贤避开最致命的撞击点。而在贤后来才知道，秀雅坐的那一侧，是整个车被撞得最惨的部分。
秀雅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就停止了呼吸。
在贤只断了两根肋骨和一些皮外伤。他在医院躺了两周，醒来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不是秀雅，而是秀雅的母亲。那个女人一向坚强的脸上，此刻全是泪水，但她的眼神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在贤永远无法承受的东西——
那是失去女儿的母亲看着女儿拼死救下的男孩时，那种复杂到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眼神。
“阿姨……”
“在贤啊，”秀雅的母亲握着他的手，声音像碎了一样，“秀雅她……她最后说了什么吗？”
在贤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因为秀雅最后说的话是：“在贤啊，快跑。”
不是“救救我”，不是“我好疼”，而是在贤啊，快跑。
她到最后一刻都在保护他。
在贤后来想，秀雅替他活了第二次。
可是她问的那个问题，他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回答了。
“在贤啊，你喜欢我吗？”
喜欢。
喜欢你。
从第一次在巷口看到你扎着辫子的那一刻起，就喜欢你了。
可是这句话，再也说不出口了。
从那以后，在贤变了一个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两件事上：学习和跳舞。他要用成绩来证明秀雅救下的人没有白救，他要站上最大的舞台，让秀雅在天上也能看到。
他再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她。
但他把她的名字刻在了自己手表的背面，用韩语写了很小很小的三个字——“韩秀雅”。每当他在练习室里练到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他就会把手表翻过来看一眼，然后继续。
所以他来了首尔。
所以他站在了这里。
从仁川到首尔，从籍籍无名的练习生到站在出道组的门槛上，他每一步都拼尽全力。可是来到这里之后他才发现，在仁川引以为傲的舞蹈，在这里只是“还不错”；而唱歌、创作、舞台表现力，他和哥哥们之间的差距大得让他夜不能寐。
而且他还在上学。
这是最让其他练习生不解的地方。在贤从进入YG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放弃学业，甚至比其他时候更加拼命。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先练一个小时的舞蹈，然后去学校上课。下午放学后再赶回练习室，一直练到凌晨。他的书包里永远塞着两样东西：舞鞋和课本。
他的成绩？全国模拟考试，全校第一。
权志龙。
在贤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的时候，总会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涌上来。
1988年出生的权志龙，比在贤大两岁，但在练习生这条路上，他已经走了整整六年。从SM到YG，从童星到练习生，这个瘦削的少年身上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老成和笃定。他在十三岁时就发行了专辑《我的年龄十三岁》，被社长杨贤硕亲自相中，是YG最受瞩目的未来之星。
在贤第一次见到权志龙时，是在进入公司的第一天。权志龙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戴着耳机，低着头，整个人笼罩在一件 oversized 的卫衣里。他经过在贤身边时没有任何反应，甚至连眼神都没有给一个。
后来在贤才知道，权志龙就是这样的人。他的世界里只有音乐、舞台和少数几个他认可的人。对其他人来说，他是礼貌而疏离的——那种礼貌像一层透明的玻璃，你能看见他，但永远无法真正触碰到他。
在贤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让权志龙记住了自己的名字。
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权志龙根本不想记住他。
作为YG最资深的练习生，权志龙对“出道”这件事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在他眼中，他和太阳——东永裴，那个和他一起训练了六年的竹马——是理所当然应该出道的。而其他四个后来加入的练习生，包括在贤在内，不过是随时可能被淘汰的变量。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出道？”
这是权志龙对在贤说的第一句话。不是“你好”，不是“加油”，而是一个带着审视和怀疑的问句。
在贤记得自己当时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因为我会让社长不得不选我。”
权志龙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转身走了。
在贤不知道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是不屑，是好奇，还是别的什么？他唯一确定的是，从那一天起，权志龙开始注意他了——尽管这种注意更像是一种监视。
每周的考核，社长杨贤硕都会亲自到场。歌曲、舞蹈、创作、个人风格，每一项都会被严格打分。权志龙和太阳永远霸占前两名，崔胜铉的 rap 有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力量感，姜大声的嗓音像被上帝亲吻过一样，空灵而富有穿透力。
而在贤呢？
“你唱歌五十分，舞蹈五十分。”社长杨贤硕在第一次考核后这样评价他，“好像还有进步的可能。明天开始，练习让全部都变成一百分吧。”
五十分。
这个分数像一根刺，扎在在贤的心里。他回到练习室的时候，其他人都已经走了，只有权志龙还在对着镜子练习新写的 rap 歌词。
“你怎么还不走？”在贤问。
权志龙从镜子里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继续念着歌词，声音低沉而有节奏，每一个音节都像是经过精密计算的武器，精准地击打在节拍上。
在贤在角落坐下，静静听着。不得不承认，权志龙在音乐上的天赋是压倒性的。他写的旋律、他编排的舞蹈、他处理每一个音符的方式，都透露出一种近乎偏执的完美主义。
“刚才社长的评价，”权志龙突然停下，头也不回地说，“你打算怎么办？”
在贤一愣。
“我会证明给他看，我不止五十分。”
权志龙终于转过身来，看着在贤的眼神里有一种在贤读不懂的东西。
“证明？”权志龙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在贤的耳朵里，“你知道我和太阳练习了多久吗？六年。六年里，我们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把所有的青春都押在了这个地方。你来了四个月，觉得自己能证明什么？”
在贤沉默了。
他想起仁川的地下室，想起父亲临终前枯黄的脸，想起秀雅在最后时刻推开他的那双手，想起她说“在贤啊，快跑”。
“我确实只来了四个月，”在贤站起来，直视着权志龙的眼睛，“但我和你们一样，已经没有退路了。”
权志龙的眼神微微震动。
那之后的日子里，在贤开始了一种近乎自毁式的训练模式。凌晨三点，其他人都已经回宿舍休息，他一个人留在练习室里，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唱歌。他的嗓音条件不如大声，技巧不如太阳，但他可以比任何人都更努力。
他会在镜子前站几个小时，纠正每一个舞蹈动作的角度和力度。他会把权志龙写的 rap 歌词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反复揣摩每一句的 flow 和韵律。他会在凌晨五点的时候小睡一个小时，然后赶在其他人到来之前把练习室打扫干净，准备好所有人的水和毛巾。
他做这些事情不是因为讨好，而是因为这是他唯一能做的。
而且他还要去学校。
这是最让权志龙困惑的地方。有一天，他在练习室里无意中看到了在贤书包里的一叠试卷——数学、英语、科学，每一张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每一张的右上角都画着一个红色的圈，里面写着“1??”——一级。
“你还在上学？”权志龙的声音里带着难以置信。
在贤正在压腿，头都没抬：“嗯。”
“你每天练到凌晨三点，早上几点起？”
“五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