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春节，林晚一个人回了老家。

苏晚宁本来想跟她一起回去的，不是以“女朋友”的身份——她们都还没有准备好面对那场暴风雨——而是以“朋友”的身份。苏晚宁甚至想好了说辞：“林晚说她在上海的朋友过年不回家，一个人太孤单了，就邀请我去她家过年。”

但林晚拒绝了。

“不是时候。”林晚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在收拾行李箱，她把衣服一件一件叠好放进去，动作很慢，像是在拖延什么。

苏晚宁坐在床边，双腿盘起来，怀里抱着靠枕，看着林晚的背影。她没说话，但林晚能感觉到她的目光，那种沉甸甸的、带着问号的目光。

过了很久，苏晚宁说：“那以后呢？什么时候才是时候？”

林晚叠衣服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叠：“等我们更稳定一点。”

“更稳定是多稳定？等我们在一起五年？十年？还是等我们存够了钱，买了房，有了所谓的‘底气’？”苏晚宁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林晚的耳朵里。

林晚转过身来，看着苏晚宁。苏晚宁的眼睛里有不甘，有委屈，还有一丝她很少在林晚面前展露的东西——愤怒。那种愤怒不是冲着林晚的，而是冲着她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但因为没有可以发泄的对象，它只能变成一种压抑的、无处安放的情绪，在两个人的关系里弥漫开来。

“晚宁，”林晚走过去，蹲下来，握住苏晚宁的手，“我不是不想让你去。我是怕。我怕我妈看出什么，怕我爸发脾气，怕好好的一个年过得鸡飞狗跳。你懂吗？”

苏晚宁看着她，眼眶红了，但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她深吸了一口气，挤出一个笑容，那个笑容比哭还难看：“我懂。”

林晚知道她不懂。或者说，她懂，但她不认同。苏晚宁从小在一个开明的家庭长大，父母都是知识分子，虽然她还没有跟他们出柜，但她的成长环境让她天然地相信，只要足够真诚，足够勇敢，一切都可以被理解。

但林晚不一样。

林晚的父亲是做生意的，在老家那个小城市里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信奉的东西很简单：钱、面子、传宗接代。林晚从小就学会了在他面前扮演一个乖顺的女儿，考上他指定的大学，选了他认可的专业，做他觉得体面的工作。她用了二十四年的时间，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让他满意的产品。

她不知道如果有一天她告诉他，这个产品有一个他无法接受的“缺陷”，他会是什么反应。她不敢想。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林晚坐在老家的客厅里，电视机里放着春晚，主持人说着喜庆的吉祥话，窗外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空气里弥漫着硫磺的味道。

母亲在厨房里忙活，父亲坐在沙发上喝茶，林晚坐在另一张沙发上刷手机。群里的同事在发红包，朋友圈里都在晒年夜饭，热闹得像一场全民狂欢。

苏晚宁发来一张照片，是她家年夜饭的餐桌，满满一桌子菜，中间是一道红烧鲤鱼，鱼眼睛亮晶晶的，像是还在看着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