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政权实现工业化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南越教会割据时期。当时他们主要靠对外出口嗜好品与消费品的方式获取初步的工业化启动资金，实现小部分区域的工业化。正式依靠军用工业生产出的大量武器，教会军才足矣取得革命的胜利。

在革命的火焰席卷全部中华大地之后，再想通过像富人输出嗜好品换取资金以实现对底层民众的间接剥削已然是不可能。但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又是宁肇一直要求的政治目标，最终资金来源还是要落到作为大多数的农民投上。关于如何盘剥这个农民，由教会高官、地方代表和技术专家顾问共同组成的中央有着各类不同的看法。

有关该问题的讨论在圣历十八年的扩大会议上集中爆发，各派的抒发了自己的观点，而不同政治主张之间鲜明而尖锐的冲突则为新生的政权带来了内部斗争的风险。

共和国不是代议制国家，农民没法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但教会却拥有一套完善的内部民主制度，允许脱颖而出的乡村精英通过章程不断升迁，同时选举出地方教会的代表前往中央，以此确保各地的农民阶级享有对国家大事的监管和决策权力。

对于乡村代表而言，加大对农村的直接剥削是难以接受的。虽然共和国政府在农村榨取的税收一直不低，但那是有优质的政府服务反馈作为回报的。正是因为双方这样良性积极的关系，乡村才能够一直在不断的改革下保持稳定和服从，从未出现过农民起义。若是贸然施加压力，那么旧时代的官逼民反可能就会重现。

在此基础上，一种重农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开始在相关支持者中流行。他们主张城市与农村之间推行平定互惠的贸易政策，城镇要将精力放在肥料、农具、建材、食品加工、各类消费品等有利于农村的工业产业上，这样才能够从农村里赚得利润。同时新增工业投资也需要尽可能分散在各地，让农民离土不离乡，方便他们参与工业建设的同时也降低了交通运输带来的成本。

与重农主义相对的，则是技术官僚和城市干部主张的城市主义建设路线。他们首先驳斥了地方工业化的观点，认为共和国根本没有足够的专家在全国各地实现工业化，同时分散的工业建设也只是增加浪费和污染，降低效率。工业工厂应该主要建设在沿江城市，并通过内河水运与正在研究中的铁路与各地的主要城市相连接。

在工业项目上，城市派业主张服务城市为主，主要生产工业化所需的重工业，并且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城市的扩建和基础设施建设当中。这无疑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原材料、粮食、劳工供给，这是依靠城市自己无法实现的。为了实现目标，城市必须要剥削农村，从农村超额榨取资金来推动工业发展，通过破坏农民生活质量的方式鼓励农民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