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需要同时采用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两种手段。前者需要人为地压低粮食收购价格，并且强制性推动地方的工程建设，向地方村社集体倾销高价的工业品。后者则是摊派各类苛捐杂税，直接从农民手上榨钱补贴给中央。

比起这两种旗帜鲜明，站在某一个阶级立场上的政治主张，教会代表则表现得更加调和主义。他们认为应该通过金融手段，就是向农民提供存款、股票投资和保险服务的方式让农民心甘情愿地交出资金，以便他们获取未来的收益。同时将税收从实物税全面并入货币税，方便收税和管理的同时，再通过垄断粮食贸易的方法，逼迫农民“自愿”地低价卖出粮食以完成交税目标。

另一方面，复兴人头税等旧税种，当然名字会稍微改一下，改成社会服务费、民兵训练费或者道路建设费。提高土地的租金，增加农业贷款的利率，促使底层农民难以维持生计。同时出台引进工业人口政策，允许农民将承包的田地反租给教会或者二次租赁其他人，自己搬迁进入城市打工，而城市部门则需要做好相应的接待准备。

经过妥善的研究和讨论后，中央政府最终采取了一个结合多方观点的共同方案。首先是同时提高存款和贷款利息，农民贷款需要支付的年利息从4%提高到了6%，并且增加各类税费，以此吸引富农存款，迫使贫农生活日益贫穷。

同时大力投资各省主要城市，尤其是沿江城市的基础设施，促进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向农村输出兜售城市生活的概念，鼓励在农村缺乏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人前来城市打拼。

该政策一经推行，很快引起了渲染大波，乡村基本都不支持慷他们之慨去便宜城市发展的政策，而城市则在官方的偏袒下日趋自以为是，出现了大城市看不起小城市，小城市看不起农村得社会风潮。

作为对新政的反弹，各地乡村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抗议事件乃至于群体性事件，一些自称代表农民和乡村的专家学者、教会干部与社会贤达也借助这个机会脱颖而出，成为人们眼中的名人，其中包括王芸、张运城、杨安平、麦靳栗（南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