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在圣历十八年，南方一些城市在被教会治理国四五年后，生活比起过往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如果我们穿透治安变好、女人上街、新式复合材料建筑、工业化与污染等易见的表现改变，去更深刻观察城市治理结构上的变化，就能看到新城市和旧城市根本上不同的一面。

首先市井生活结构上改变最大的一点就是对垄断的打击，原本城市的财富和各类产业其实长期受到政府、权贵、胥吏与□□所垄断。这倒不是说他们真的派人去经营了城市的大部分产业，而是指他们可以通过玩弄权力控制从业者。如果你不打点好关系，那么你业务就干不下去。哪怕当一个乞丐，那都得和乞丐帮派打好关系，不然压根不给你在他们控制的区域乞讨。显然在这样的制度下，没有人会专心提高技术水平，想要混的好的主要方法就是加入腐败的大家庭。

新政府将这些腐朽的一面物理上一扫而空，大量旧精英直接公开处决或者押送劳改了。他们留下的权力空间也被用法治和社会运动迅速填补，根本不留任何继续寻租得空间，使得能够有限度自由竞争的市场得以出现。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像原子一样凝聚成一个个小的分子，然后再组成整个社会。旧的□□、权贵及其附庸、大家族、地方会道门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个小分子。马克思主义批判家庭与教会，这并非是他们想要让所有人都孤立无援，而是希望能够在解构旧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自由人的联合。

宁肇也是这样想的，但她认为在现在的阶段，完全允许民间自由成立一个个自组织填充社会的空间是不现实的，因为那只是导致少数有声望有钱同时思想不一定忠诚的“带头大哥”乘机获取权力，对新生的政权不利。

好在教会本来就以组织见长，与乡村中一个教堂横向管理一整个教区各类事务不同，城市中的公民除了隶属于固定的教区外，同时还因为身份的不同被竖向纵切的一系列城市团体组织所管理。比方说你是工人，那往往要加入工会；是业主，那需要加入居民委员会；兼职写作，那个得加入作家或者文艺协会了。

这些协会并非是平时发米面粮油或者定期慰问的无用组织，而是正儿八经享有权力，可以对社会起到管理作用的组织。比方说居民委员会可以征收费用添置公共设施，工会可以调整假期和保险开支，这些团体组织同样都由上层委派的官僚和会内选举的代表共同管理，是共和国“赋权人民”的代表姓政策。

除了内部管理外，这些城市社会团体同样在市政系统中拥有代表权，可以作为工人代表、艺术家代表等在市政议会内畅所欲言，投票决定各类事务。这被宁肇认为是民主化的重要尝试，又和英国式的资本主义选区制议会民主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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