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中原本属于地头蛇的自治转移到拥有民主色彩的各类社团后，城市的行政权力则直接被政府和教会这两大藕断丝连的孪生机构所夺取。

由于对旧时代贵族和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大量前官僚要么是被打入敌对阶层看押在流放地中，要么是被边缘哈，只有少数仍委以重任。剩下的官僚干部中，除了那些作为革命有功之臣的白色勋贵外，还有大量通过考试体系进入官僚阶层的人员。随着城市和工商业的扩大，官僚人员的规模也就不断扩大，再加上对于老干部的一系列反腐清退，这些考上来而非是打上来的官员就逐渐占据了大量的影响力。

要谈论这些官僚，就必须先从我们的考试体系入手。共和国公务员的考试体系承袭自旧社会的科举和查举制，其主要目的在于选拔出政治上忠诚且具备较好业务能力的官员，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把关不大。所有相当官的人都必须得经历考试，但考试亦有不同，一些是合格性考试，一些则是竞争性考试。

前者主要针对通过各种渠道被推荐入政府任职的考生，比方说一个人原本就是工厂内很优秀的技术工人，而现在工业部门有新的职位空缺，则此人可以在推荐下通过考核任职。这本质上是一种从普通雇员到官员的内部晋升体系，通过这样的体系，政府可以选拔出大量拥有一线工作经验的实干派专家。

后者则是向民间所有政治身份合适的人放开，专业化程度较低，要对考生进行包括文化、数学、逻辑、政治等多方面的考核。能在这样综合性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自然不是泛泛之辈，其品性或许难说，但基本也具备了处理政务的能力。这些人许多其实是旧社会的儒家知识分子和有点钱的小财主出生，他们有条件花很多资源学习考试，底层劳动者一定程度上被排除在外，有能力也无缘考中。

在共和国政权正式建立之后，为了使得产业管理起来更方便，原本大量属于教会的工商业资产后来都被转移到了政府的各部门或资产管理机构上。这使得政府拥有了源源不断的收入，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只进不出的“食税者”。如果进一步铺设更多工厂，那么或许政府就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同时还能够创造更多高级的岗位，产生更多油水，进一步扩大官员们的权力和财富。

没有人能够拒绝这样的诱惑，即使官员的出生五花八门，但没有人是不希望大力发展官营资本的。他们构成了内部最大的国家/官僚资本主义派系，主张继续增加投资，在大城市大力发展工业，多快好省地走入宁肇所预言的“工业化社会”。

比起乡建多以民间学者、社会贤达为主的身份，这些国家资本主义者往往身居高位，控制了大量重要行政部门。重要成员包括商业部长切尼（南越）、工业部长薛怀仁、商业部长沈思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