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边陲的小镇，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勐远。第一个字读“猛”，第二个字读“远”。萧锦瑟在飞机上翻地图的时候，用指尖在那个小小的圆点上按了一下。指甲盖那么大的一块地方，嵌在滇西南群山的褶皱里，像一颗被遗忘在绿丝绒上的珠子。从昆明转机到景洪，再从景洪坐四个小时的中巴，沿着盘山公路一圈一圈地往山里绕。每绕一圈，信号就弱一分。她给纪准发的微信，从“进山了”变成“信号不太好”，再变成绿色的消息框旁边一个不停转圈的小圆圈，转了很久，最后变成一个红色的感叹号。她盯着那个感叹号看了一会儿，然后把手机收进口袋。

窗外的山越来越深了。

那些山和北方的山不一样。北方的山是骨头，裸露的岩石和苍黄的土坡，像老人脸上的皱纹。这里的山是绿色的海，一层叠一层，从车窗外面一直铺到天际线，铺到眼睛装不下的地方。橡胶树一棵挨着一棵，树干上挂着白色的胶杯，像无数只伸向天空的碗。偶尔山坳里闪出一小片稻田，水光粼粼的，有农人弯着腰在插秧。萧锦瑟把额头抵在车窗玻璃上，看着那些弯下去的脊背。

她想起案卷里那张照片。被告人的母亲，头发全白了，穿着一件蓝色的布衫，袖口磨破了。她站在派出所门口，手里攥着儿子的照片。那张照片是黑白的，一寸照，边角已经磨圆了。照片里的男人三十七岁，国字脸，浓眉毛，眼神里有一种她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凶狠，比凶狠更让她难受——是茫然。像一个走丢了很多年的人，已经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中巴在一个三岔路口停下来。司机用方言喊了一声什么，她没有听懂。车上的人都开始往下走，她跟着下了车。路边的站牌是一根歪歪斜斜的铁杆，上面挂着一块被太阳晒褪色的牌子，写着“勐远”两个字。她站在那块牌子下面，四周都是山。绿的，深的，安静的。那种安静不是北京胡同里深夜的安静，是另一种——是天地之间只剩下风和树叶和远处不知名的鸟叫，是耳朵需要重新适应才能听见的那种安静。

来接她的是县法院的一个年轻法官，姓岩，傣族人。皮肤黝黑，笑起来露出一排白牙齿。他开着一辆很旧的桑塔纳，副驾驶的窗户摇不下来，用一根木棍撑着的。

“萧法官，路上辛苦了。”他的普通话带着很重的口音，但每一个字都说得很认真。

“不辛苦。”

“我们这里路不好走。北京来的领导，每次都说辛苦。”

“我不是领导。”萧锦瑟把行李放進后座，“我是来办案子的。”

岩法官看了她一眼，没有再说什么。桑塔纳发动起来，排气管冒出一股黑烟，然后沿着一条更窄的路往山的更深处开去。路是砂石路，车轮碾过去扬起一片黄尘。两边的橡胶林越来越密，树冠把天空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片。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在车座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斑。

“那个孩子在县看守所。”岩法官一边开车一边说，“十六岁。个子很高，但一看就是个孩子。”

“他家里人呢？”

“母亲在他六岁那年跑了。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后来染上了毒瘾。他被抓的时候，身上搜出了两百克□□。”

两百克。萧锦瑟在法律文书里无数次写下过这个数字。但在北京写，和在这里听，是两个重量。

“他父亲呢？”

“去年死的。吸毒过量，死在边境线那边的林子里。找到的时候已经好几天了。”

车窗外面，橡胶林一片一片地往后退。白色的胶浆从树干的割口上慢慢渗出来，一滴一滴落进胶杯里。萧锦瑟看着那些胶杯，忽然想起纪准办公室里的咖啡机。也是白色的杯子，也是一滴一滴地落满。

“他知道他父亲死了吗？”她问。

“知道。”岩法官的手在方向盘上握紧了一下，“我告诉他的。他听完没有哭，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铐。看了很久。”

桑塔纳在一个弯道处减了速。路边的橡胶林忽然断开，露出一小片山坡。山坡上种着茶树，矮矮的，一垄一垄的，像绿色的台阶从山腰一直铺到谷底。几个傣族女人在茶园里采茶，头上裹着鲜艳的头巾，远远看去像几朵开在绿海里的花。

“勐远”的意思，岩法官告诉她，在傣语里是“远方的平地”。“这里山太多了，平地是金子。所以祖祖辈辈都给这个地方起名叫‘远方的平地’，是盼着有一天能走出去。”

萧锦瑟把手伸出车窗外面。山风从指缝间穿过，凉的，带着茶叶和橡胶混合的草木气息。她把手指收拢，什么都没有抓住。

看守所在县城边上一座小山的半山腰。白色的围墙，墙头上插着碎玻璃。铁门推开的时候发出很长的吱呀声。岩法官跟看守交接了一下，一个年轻的管教带着她穿过一道铁门，又穿过一道铁门。每一道门打开又关上，金属碰撞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像某种沉重的、不可逆的钟声。管教在一扇门前停下来。

“萧法官，他就在里面。”

“他叫什么名字？”

“岩温。”管教说，“傣族人。名字是他爷爷取的，‘温’在傣语里是‘福气’的意思。”

福气。

萧锦瑟推开那扇门。

讯问室很小，四面白墙，一张铁桌，两把椅子。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窗户很高，高到坐在椅子上的人看不见外面，只能看见一小块被铁栏杆切成一条一条的天空。

他坐在铁桌那边。和岩法官说的一样，个子很高，但一看就是个孩子。肩膀还没有长开，骨架撑着宽大的看守所马甲，像一根竹竿挑着一面旗。头发剃得很短，露出青青的头皮。听到门响，他抬起头。

他的眼睛让她停了一下。

那不是她见过的任何一种眼睛。不是被告人的躲闪，不是杀人者的凶戾，不是她经手过的任何一起案件里坐在铁桌对面的那些眼睛。那是一双还没有完全变成大人的眼睛。里面还有十六岁的东西，有勐远的山和橡胶林，有死去的父亲和跑掉的母亲，有他爷爷给他起的名字——福气。但那一切被什么东西罩住了，像茶山上突然漫起来的雾，把所有的颜色都染灰了。

“岩温。”她叫他的名字。

他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

“我叫萧锦瑟，从北京来的。最高法。”

他低下头。她看见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慢慢攥成了拳。指甲很短，被咬过的痕迹还在，边缘参差不齐。那双手很大，骨节粗壮，是干过农活的手。但那双手现在被一副手铐锁着，搁在铁桌上，像一个被摘下来的零件。

“你多大了？”

“十六。”声音很低，低得像是从铁桌下面传上来的。

“你上过学吗？”

“上过。初中没念完。”

“为什么不念了？”

他的手指在手铐里动了一下。“我爸死了。没人管我。”

日光灯管嗡嗡地响着。高处的窗户上，那一小条天空从浅蓝色慢慢变成了灰白色。要下雨了。山里的天气变得快，刚才还晴着，一片云过来就是雨。

“岩温，你知道你身上搜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吗？”

“知道。”

“你知道那个东西会害死多少人吗？”

他没有回答。他的目光落在自己锁着的手铐上，看着手背上一条凸起的青筋。那条青筋从他的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像一条干涸的河床。

“我知道。”他说。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她。那双被雾气罩住的眼睛里，忽然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不是悔恨，比悔恨轻。是认。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在父亲吸毒死掉、母亲跑掉、一个人在山里活了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对他所做的一切的认。

“法官，”他叫她，“我会判死刑吗？”

窗外的雨落下来了。先是几滴，打在铁栏杆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然后密集起来，哗哗的，把那一小条天空彻底洗成了灰色。雨声充满了整个讯问室，把日光灯管的嗡嗡声盖住了，把他手腕上那条青筋的跳动盖住了。

“不会。”

她的声音很稳。稳得像她在法庭上念出的每一份判决书。

“你十六岁。法律不会判未成年人死刑。”

他眼睛里的雾散开了一瞬。然后重新聚拢了。

“那我这辈子，是不是出不去了？”

萧锦瑟没有回答。雨声很大。高处的铁栏杆上，雨水顺着铁锈的纹路往下淌，一道一道的，像谁用很钝的刀子在灰色的天幕上划出的痕迹。她看着那些痕迹，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在省高院的办公室里，她第一次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那天也下着雨。她签完字，站在窗前看了很久的雨。老庭长走过来，在她桌上放了一颗薄荷糖。她问老庭长，我们判一个人死刑，到底是在结束什么，还是在开始什么。老庭长没有回答。他把糖纸剥开，放在她手边，然后走了。那颗糖她没有吃，一直放到化了。

“岩温，你爷爷给你起名叫‘福气’。”

他的肩膀轻轻颤了一下。

“他希望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你父亲没有福气。你母亲——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但我想她给你起名字的时候，一定也盼着你和你爷爷说的一样。”

她把身体微微往前倾了倾。

“福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人在最黑的地方，还肯给自己留一盏灯。”

他低着头。雨声中她听见他的呼吸变了，从平稳变得断续，从断续变成压抑着的、不肯被听见的哽咽。他的肩膀在宽大的马甲下面抖动着，手铐在铁桌上发出轻微的金属声响。

“法官。”

“嗯。”

“我爸死的时候，我在他旁边。”

雨声把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他在林子里的一个棚子里。我去的时候他已经不会说话了。眼睛睁着，看着我。我坐在他旁边，坐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他眼睛还睁着，但已经不看我。”

他手腕上那条青筋突突地跳着。

“我把他埋在林子里了。没有碑。我不知道碑要怎么写。”

他把头低得更深了，额头几乎贴到了铁桌上的手铐。

“法官，我爸叫什么名字？”

萧锦瑟的心被什么东西猛地攥住了。他问的不是“我爸葬在哪里”，不是“我判多少年”，不是任何一个被告人在讯问室里会问的问题。他问的是——我爸叫什么名字。她翻开面前的案卷。被告人父亲那一栏，写着三个字。她把那三个字念了出来。他听着，嘴唇无声地动着，跟着她念了一遍。然后第二遍。然后第三遍。像一个刚学识字的孩子，把每一个笔画都含在嘴里，怕化了。

“他叫这个名字。”他说，声音碎得不成样子，“我一直叫他爸。我不知道他叫这个名字。”

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小了。铁栏杆上的水流变细了，一滴一滴地往下落。那一小条天空重新亮起来，是雨后山林特有的那种亮——不是阳光，是被雨水洗过之后万物本身的光。

“岩温。”

“嗯。”

“你父亲的名字，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

“那就不会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