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榆低估了骑马的难度。

出城后的第一个时辰，她还觉得自己应付得来。那匹八百文钱买的瘦马虽然跑不快，但走得很稳，颠簸的幅度不大，她学着记忆中沈不言骑马的样子微微前倾身体，尽量让自己的重量落在脚蹬上而不是马背上。大腿内侧的火辣感还在，但可以忍受。

第二个时辰，太阳开始偏西，官道上的影子拉长了。苏榆的大腿已经疼到了麻木的程度，手掌被缰绳磨出了两个水泡，腰像是被人从中间折断后又重新接上，每一块骨头都在抗议。她咬着牙没有停下来，因为她知道，第一天是最难的，熬过去就好了——这是她在四大跑客户时学到的经验。

第三个时辰，天快黑了。苏榆在一个叫“柳河镇”的地方停下来，找了一家最便宜的客栈。五文钱一晚的大通铺，没有单间，她和一个卖菜的老妇、一个走江湖的货郎挤在一间屋子里。她把包袱枕在头下，里面是那些整理好的证据卡片——她嘴上跟侍卫说“回回春堂取东西”，实际上把最关键的卡片都带走了。案情报告原件留给了沈不言，但卡片是她一张一张做的，丢了就再也补不回来。

她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听着旁边货郎的鼾声和老妇的梦呓，看着头顶黑漆漆的房梁，脑子里全是今天离开监察司时沈不言说的那句话。“如果有一天，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你要答应我一件事——走。离开京城，越远越好。”

沈不言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猜到她会走？

苏榆闭上眼睛。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明天还要赶路，柳河镇到下一个县城大约六十里，骑马要四个时辰。她要早起。

第二天，苏榆在晨曦中醒来。大腿内侧的疼痛比昨天更甚，她低头看了一眼——裤子上有淡淡的血迹，皮肤磨破了。她在客栈的井边打了水，胡乱擦洗了一下，从包袱里找了一件干净的衬裙撕成布条，缠在大腿上，然后重新上马。

那匹瘦马今天看起来精神了一些，也许是吃了一顿好草料的缘故。苏榆摸着它的脖子，低声说：“辛苦你了，到了湖州我给你买最好的豆饼。”瘦马打了个响鼻，像是在说“我记着呢”。

第二天的路比第一天难走。官道有一段在修路，她不得不绕行一段山路。山路崎岖，瘦马走得很慢，苏榆不得不下马牵着它走。她的脚在碎石路上磨出了新的水泡，每一步都像踩在针尖上。

她在天黑之前赶到了下一个镇子——一个叫“石门”的小镇，比柳河镇还小，只有一条街。客栈只有一家，已经住满了。苏榆在镇口的土地庙里凑合了一晚，用包袱当枕头，把马拴在庙门口的树上。

夜里下了雨。雨不大，但很密，从庙顶破了的瓦片缝里漏下来，滴在她脸上，凉丝丝的。她裹紧了身上的褙子，把自己缩成一团，靠在墙角。雨水从门缝里流进来，浸湿了她的鞋底。她想起回春堂的账房——干燥的、温暖的、散发着墨香和药香混杂气味的账房。青禾每天早上都会先把火盆烧旺，等她来的时候屋子已经暖了。

想这些有什么用？苏榆把脸埋进膝盖里，闭上眼睛。明天还要赶路。

第三天，雨还在下。苏榆从土地庙出来的时候，发现瘦马的腿一瘸一拐的——昨天走山路的时候伤了蹄子。她蹲下来检查，蹄铁松了，但附近没有铁匠铺。她用包袱上撕下来的布条把蹄铁缠紧，扶稳，然后翻身上马，慢慢地走。

这一天她只走了不到四十里。傍晚时分，她到了一个叫“平望”的镇子，比前两天住的地方都大。她找到一家客栈，要了一间单房——不是因为有钱了，是因为她需要换药。大腿内侧的伤口已经开始化脓，如果不处理，她可能走不到湖州。

客栈的老板娘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大嫂，看到苏榆一瘸一拐地走进来，二话不说把她按在椅子上，掀开她的裙摆看了一眼，然后倒吸了一口凉气。

“姑娘，你这是从哪来？走了几天了？”

“京城。”苏榆说，“三天。”

老板娘摇了摇头，转身端来一盆热水、一块干净的棉布、一罐自制的金疮药。她蹲下来，帮苏榆解开那些缠在腿上的布条。布条已经被血和脓水浸透了，粘在皮肤上，揭的时候苏榆咬紧了牙关，额头上的青筋暴起，但没有发出一声。

老板娘一边给她上药一边念叨：“你说你这姑娘，好好的京城不待，跑出来受这罪。家里出事了？逃难？还是找人？”

“找人。”苏榆说。

“找什么人？值得把命都搭上？”

苏榆想了想，说了一句她自己也没完全想明白的话：“找一本账。”

老板娘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账？什么账比命还重要？”

苏榆没有回答。老板娘也不追问，上好药，用干净的棉布重新包扎好，拍拍她的肩膀说：“今晚好好睡一觉，明天别赶路了，歇一天。”

苏榆点了点头，但她知道自己不会歇。明天，她要继续走。

第四天，雨停了。苏榆的腿好了很多，老板娘的金疮药很管用。她给瘦马换了新的蹄铁，在镇上的铁匠铺花了二十文钱，然后继续上路。

从平望镇往南，官道两旁的景色开始变得陌生。麦田少了，水田多了，田里种的不是麦子，是水稻。远处有连绵的小山丘，山丘上长满了竹林，风一吹，竹叶哗啦啦地响，像无数只手在鼓掌。空气里的湿度比京城高得多，呼吸的时候能感觉到水汽钻进肺里，潮乎乎的。

苏榆知道自己已经离开了北方的地界，进入了江南。湖州还在更南边，按照现在的速度，至少还要四天。

她摸了摸腰间的钱袋。出门时她带了全部的积蓄——十六两银子。买马花了八百文，住宿和吃饭花了一两多，现在还剩十四两左右。够到湖州的，但回程就不够了。她没有想回程的事，因为回程的前提是她还能活着回去。

第五天，苏榆在官道上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那是一个中年男人，穿着灰色的短褐，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马，从南往北走。苏榆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勒着马停在路边，看着一份地图，眉头皱成一团。苏榆本来没打算停下来，但那个男人看到她之后，眼睛忽然亮了一下，把地图收起来，朝她拱了拱手。

“姑娘，请问往京城怎么走？”

苏榆看了他一眼。他的口音是京城口音，和沈不言的口音很像。他的马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品种，但保养得很好，皮毛油亮，四蹄有力。他的手——握着缰绳的手——食指和中指之间有厚厚的茧，那是常年握笔的茧。

一个从京城来的、常年握笔的、骑马技术不错的中年男人，在江南的官道上问路。

苏榆的心里拉响了警报。

“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北，走四天就到了。”她说着话，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对方。灰色的短褐看起来很普通，但袖口的针脚很细，不是成衣铺子批量做的，是定做的。腰间的钱袋是黑色的绸缎面料，上面绣着一个她没见过的纹样——不是商号的标记，是家族的徽章。

“多谢姑娘。”中年男人点了点头，正要打马离开，忽然又回过头来，“姑娘是京城人？”

苏榆的心跳漏了一拍。她的口音——她在京城待了这么久，说话已经有了京城口音。这个口音在北方不显眼，但在江南，就像在一群麻雀里突然出现了一只画眉。

“不是。”苏榆说，“我是京城一个亲戚家的账房，去南方办货。”她尽量让自己的口音变得含混一些，混进一些不知道是哪里的方言。

中年男人看了她一眼，没有再问，打马北上。

苏榆继续南下。

但她走出不到半里路，就勒住了马。那个中年男人问路的方式不对。一个从京城来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回京城的官道——京城在南边是个人都知道，沿着官道往北走就是了，根本不需要问路。他问路，是因为他需要一个停下来搭话的借口。

而他搭话的目的，是确认她的口音。

苏榆的后背出了一层冷汗。她掉转马头，往回走了几步，远远地看到那个中年男人的背影——他骑得很快，枣红色的马在官道上扬起一溜尘土，朝北方的方向疾驰而去。

他真的是往京城去的。一个从京城来的人，问完路之后往京城方向去了——这说明他不是从京城来的，他是从更南边来的，去了京城，然后返回。或者，他根本就是从京城来的，但他假装不认识路，只是为了和她说话。

无论哪种可能，都不正常。

苏榆咬了咬嘴唇。她不能回头，但她也不能继续以现在的面目往前走了。那个中年男人如果真的是荣王府的人，他记住了一个有京城口音的年轻姑娘独自骑马南下的信息，这条信息很快就会传回荣王府，然后传遍江南。

她必须在被人找到之前，到达湖州，找到焦南的木匣子，然后消失。

苏榆在下一个镇子停下来，进了一家成衣铺子。她用二两银子买了一身当地村妇的粗布衣裳——靛蓝色的，宽宽大大，和江南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农妇一模一样。她又买了一顶斗笠，帽檐很大，能遮住大半张脸。

她在一家小客栈的后院换了衣裳，把那件豆绿色的褙子和月白色的裙子叠好，塞进包袱最底下。然后她对着客栈后院的水缸照了照——一个晒得有点黑的、穿着粗布衣裳的、戴着斗笠的年轻村妇，和江南水乡的姑娘没什么两样。

口音的问题她解决不了，所以她决定尽量不说话。如果非说不可，就装哑巴。

苏榆把瘦马寄存在客栈里，换了一匹毛驴——不是因为她想换，是因为毛驴在江南更常见，骑毛驴的村妇比骑马的女人不容易引人注意。毛驴走得慢，但苏榆不在乎了。安全比速度更重要。

从那个镇子到湖州，她骑驴走了三天。

这三天里，她一共说了不到十句话。住店的时候用点头摇头和手势比划，吃饭的时候用手指点菜名。客栈的掌柜都以为她是个哑巴，有的露出同情的神色，有的不耐烦地皱眉头，但没有人多看她第二眼。

这正是苏榆想要的。

第八天傍晚，她终于到了湖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