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姆不明白父亲为什么突然这么悲观。那时的她，满脑子都是理想主义，觉得世界会变好的。

1968年，法拉姆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她爱上了文学系的一个助教，一个叫礼萨的年轻人。礼萨出身平民，才华横溢，思想进步。他们偷偷恋爱，甚至计划着私奔去欧洲。

但一切都在1978年戛然而止。

那是□□革命的前夜。德黑兰街头，示威游行此起彼伏。枪声、爆炸声、口号声，取代了往日的歌舞升平。

侯赛因·巴赫蒂亚里被逮捕了。

罪名是“勾结西方”、“剥削阶级”、“反对□□革命”。

抄家那天，法拉姆站在门口。她看着那些曾经在她家喝茶、奉承她父亲的邻居们，此刻正兴奋地往屋里扔石头，喊着“打倒贵族寄生虫”。

莱拉也来了。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穿着黑色的长袍，站在人群外围。当法拉姆的目光与她相遇时，莱拉冷漠地转过了头。

那一刻，法拉姆的心彻底凉了。原来，阶级的鸿沟，是永远填不平的。

侯赛因被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他被枪毙了，有人说他死在了监狱里。

母亲受不了打击，中风瘫痪。家产被没收，别墅被征用。

法拉姆一夜之间，从天堂跌入地狱。她被赶出了大学，失去了工作，甚至连出门买面包都要被唾弃。

1979年初，为了给母亲治病，也为了保命，法拉姆被迫答应了婚事。

婚礼那天，她穿着最黑的袍子，被推进了阿卜杜勒·卡里米的豪宅。

新婚之夜，阿卜杜勒没有碰她。他只是用皮带指着墙上的钟。

“听着，法拉姆，”他的声音像金属一样冰冷，“从今天起，你是我的财产。我不允许你出门，不允许你见任何人，不允许你提起你那个死去的父亲。你要是敢跑，我就打断你的腿。”

他解下皮带，狠狠地抽在墙上。

“啪！”

那声音，像极了当年母亲抽在她腿上的藤条。但这一次，没有人会来保护她了。

法拉姆跪在地上，看着这个面目狰狞的男人。她想起了父亲当年的话：“你要学会保护自己。”

怎么保护？

她看着窗外。德黑兰的夜空，再也没有了星光。只有燃烧的建筑和滚滚的浓烟。

她知道，那个在石榴树下读诗的女孩，已经死了。

现在的她，只是一具等待逃亡的躯壳。

几个月后，趁着阿卜杜勒外出，法拉姆偷了家里的一点钱，背着瘫痪的母亲，逃离了那个地狱。

她们在逃亡的路上走散了。母亲掉进了河里，再也没有上来。

法拉姆独自一人，像个幽灵一样，流浪到了扎黑丹。

在那个动荡的边境小镇，在废弃的卡车下，她捡到了那个中国男婴。

那一刻，看着婴儿那双黑亮的眼睛，法拉姆突然想起了七岁那年，她在花园角落里遇到的莱拉。

“别怕，”她对着婴儿低语，用尽了全身的温柔，“我也只剩一个人了。”

她给婴儿取名凯蒂斯。

尘埃。

她觉得自己就是那粒被风吹散的尘埃。但现在，这粒尘埃里，有了新的生命。

1979年的冬天，扎黑丹的风沙很大。法拉姆抱着凯蒂斯，蜷缩在土坯房里。她没有食物，没有水，只有怀里这点微弱的热量。

但她突然笑了。

因为她想起了一首诗。那是父亲教她的，哈菲兹的诗。

“即使你身陷尘埃，也要仰望星辰。”

她低下头，亲吻着凯蒂斯的额头。

“我们要活下去，凯蒂斯。”她轻声说，“哪怕像尘埃一样卑微，也要活下去。”

石榴花落了。但种子，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