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怕被质疑。她只怕质疑不基于事实。事实是硬的，关系是软的。不管你是谁的关系，在科学领域，哪个领导的话也没有牛顿的话管用。

第三周，技术委员会召开了扩大会议。顾深去参加。会议室里坐了二十多人，备份系统开发单位的领导、院里的老专家、孙总工、方主任。顾深坐在角落里，面前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备份系统的负责人先发言，说顾深的测试标准“过于严苛”，“不符合工程实际”。他说了很多，顾深听着，没有打断。轮到她发言的时候，她站起来，走到投影幕前面。

她打开自己的PPT，第一页是备份系统的漏报率数据。她说：“这是备份系统在三次联合测试中的漏报率。第一次是百分之十二，第二次是百分之十五，第三次是百分之十三。我方系统的漏报率是百分之三。工程实际要求是百分之十以下。备份系统三次均未达标。这不是我‘过于严苛’，是备份系统没有达到合同写明的技术指标。”

会议室安静了。备份系统的负责人脸色很难看。他说：“我们的测试环境不一样。”顾深说：“测试环境是一样的。数据是同一份，接口是同一个，裁判是同一批人。不一样的是算法。我的算法用了深度学习，你们的算法用的是传统阈值法。在复杂噪声环境下，传统阈值法做不到百分之十以下。这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方法的问题。但方法的问题不能靠‘面子’来解决。探测器飞出去，不会给面子。”

会议室更安静了。孙总工清了清嗓子，说：“顾深，你的意思是，备份系统不能用？”顾深说：“我的意思是，标准要统一。如果院里认为百分之十二的漏报率可以接受，那就修改合同指标，把所有系统的标准都降到百分之十二。我接受。但不能两套标准。他们用百分之十二，我用百分之十。要么一起上，要么一起下。”

她停了一下，又说：“我知道我这样做会让很多人不舒服。探测器飞出去之后，该报警的时候没有报警，不该报警的时候乱报警。那时候没有人会记得‘面子’。他们只会记得‘这个系统不行’。我愿意为我的坚持付出代价。哪怕这个代价是失去项目、失去位置、甚至失去在这个行业继续工作的机会。”

她说完了。会议室沉默了很久。然后孙总工说：“投票吧。”

投票结果：十四票赞成，六票反对，两票弃权。院里的决定：所有参评系统采用统一标准，公开测试，第三方评审。备份系统如果连续两次测试不达标，取消其备份资格，由顾深的系统单线运行。

顾深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方主任在走廊上等她。他说：“你赢了。”顾深说：“对。”方主任说：“你知道备份系统那个领导刚才怎么说你吗？他说你‘不知天高地厚’。”顾深说：“天高，地厚，中间是事实。事实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方主任看着她，摇了摇头，走了。顾深站在走廊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她看着那块光，心里很平静。她没有“胜利”的喜悦，也没有“牺牲”的悲壮。她只是做了一件事，把事实放在桌上，然后说：这是事实，我为此负责。哪怕输了，也是对的。她愿意为这个“对”付出代价。代价来了，她扛。代价没来，她继续做事。

周末，石天从剧组打来电话。他不知道顾深在院里的事，只是照常问她最近怎么样。顾深说：“还行。做了一件可能会得罪很多人的事。”石天说：“什么事？”顾深说：“把事实说了出来。”石天沉默了一下，说：“你没事吧？”顾深说：“没事。最多被调离，或者被边缘化。我能接受。”石天说：“你就不怕？”顾深说：“怕。但怕也要做。对的事，不做比做更怕。”石天说：“你这个人……”他没说完。顾深说：“我怎么了？”石天说：“你是个傻子。”顾深说：“我知道。”

她挂了电话，坐在窗前。窗外的槐树叶子快落光了。她看着那些树枝，想起老周。老周如果在，会说：“你又给自己找麻烦。”她会说：“麻烦找我，不是我找麻烦。”老周会说：“那你就扛。”她会说：“扛。”

她扛住了。她分清了。什么是她可以控制的，什么是她不能控制的。她可以控制自己说真话、公开数据、接受任何结果。她不能控制别人怎么评价她、院里怎么决定、备份系统会不会报复。她做了能控制的，接受了不能控制的。不纠结，不后悔，不害怕。

她在笔记本上写：

“11月18日，技术委员会投票通过统一标准。我说了真话，得罪了人。愿意付出代价。代价没来，继续做事。来了就扛。对的事，不做比做更怕。”

她合上笔记本，关了灯。想：明天还有对接会，下周还有测试。事情不会因为一次投票就变少。但她不怕。她有信念，事实比面子重要，对的事比舒服的事重要。她愿意为这个信念付出一切。因为这是她自己选的。不是别人告诉她的，不是书上读来的，是她从看光、写代码、跑实验、走河边这些事里长出来的。根扎得很深，风吹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