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的气氛，被他这番毫不掩饰的回答，撕开了一道轻松的口子。

面试官们再次瞄了瞄钱多多，发现她还是没有回答的意思，于是继续抛出第四题：

“你发现一位深受尊敬、对集团有巨大贡献的资深科学家，可能有意无意地美化了某篇关键论文的数据，这篇论文支撑了一个已进入临床二期的项目。你没有确凿证据，只是强烈的怀疑。你会怎么做？”

这次是陈斯先回答的：

先评估影响。如果这事爆雷会让公司伤筋动骨，那光是有怀疑就不能坐视不理。但我不会自己冲上去当侦探。我会整理好疑点和分析，通过匿名或保密渠道直接捅给公司的监察部门。与此同时，我自己手头跟这个项目相关的工作，能撇清就悄悄撇清，免得被溅一身泥。真出了事，公司亏的是钱，个人毁的是前程。保护公司资产就是保护所有人的饭碗，这时候当“吹哨人”比当“老好人”更重要。

随后是苏珞雪：

我会私下以请教的名义去找这位前辈。姿态放低，就说自己反复学习他的论文，但有些地方实在琢磨不透，恳请他指点迷津。看他反应——如果他坦荡地愿意一起复盘，那可能是无心之失，我们共同解决；如果他眼神躲闪、言辞推诿……那我就会带着谈话的收获，用涉及学术严谨性，需请高层关注为由，私下提醒研发总监。重点不在于举报一个人，而在于排除一个隐患。既要对科学负责，也尽量给前辈留足体面。

最后是陆渊羡：

我不会直接去怀疑某个人。我会走正规流程，以“项目风险深度复核”的名义，申请启动一次独立的第三方验证，从头检验这个科学假设。同时，按规定调出所有相关的原始实验记录进行审计。把针对个人的猜疑，转化为一次标准公开的科学审查。让制度和数据说话，既能挖出真相，又避免了人际冲突。

有两三个面试官似乎对这个回答更满意。

最后一个问题：

“Imagine you are the CEO of this company 20 years from now. What single metric, beyond profit and revenue, would you want carved on your legacy, and why?”

（翻译：想象一下，你是这家公司二十年后的CEO。除了利润和收入，你希望刻在你遗产上的指标是什么？为什么？）

旁听席上，钱多多的后背已被冷汗浸湿。她原本以为自己的准备和赵明澜的“特训”已足够，此刻却感觉像小学生误入了博士答辩现场。

这些问题跟那三人的回答，此刻在她脑子都成了遥远的嗡鸣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