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父亲鬓角的白发，添了几分沧桑。重生一回，我比谁都清楚他们的苦。

年轻时的父亲，背着地主子女、□□家属的重负，背井离乡，远赴蜀西受尽磨难。

年轻时的大伯，哪里是如今这般低声下气的模样？

听奶奶说过，大伯性子烈得像团火，为了护着被刁难的伯妈，敢跟校领导拍桌子。

后来被打成□□，连夜逃亡前，也是咬着牙说“我一定会回来”的硬气人。

可岁月和经历，终究磨平了他的棱角。

他不是不怨，不是不痛，只是面对儿女们的怨气，他连反驳的底气都没有。

那些年的颠沛流离，他缺席了孩子们的成长，错过了他们最需要父亲的日子。

伯妈独自拉扯着几个孩子，顶着“□□婆”的帽子，受了多少白眼和欺辱？

旭雄没能上成大学，旭刚在部队受了连累，旭强哥小小年纪被迫改姓……

桩桩件件，都成了扎在孩子们心头的刺，也成了大伯心头卸不下的枷锁。

我想起大伯跟我说过，平反后领到补发工资的那天。

两万块钱，在八十年代初期，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

那时他刚搬回奶奶住的土屋，屋里空荡荡的，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

他揣着那个沉甸甸的牛皮纸信封，第一个找的人就是旭英姐。

他坐在旭英姐家的沙发上，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卑微，像是在乞求。

“小英，这钱是国家补发我这些年的工资，我想分给你们几个，你看……”

英姐的态度淡淡的，听完只问了句“多少”，轻飘飘地说“我跟弟弟们商量商量”。

大伯攥着信封的手紧了紧，最终还是没多说什么，转身走了。

他走的时候，抬头望了望天，流泪了。

后来英姐和兄弟们商量的结果，我也是听大伯无意间提起的。

雷旭刚说得理直气壮：“一人五千，反正这是他欠我们的。”

雷旭雄则更精明些，只说“怎么分的问题”，绝口不提“要不要”。

唯有旭强哥，小声说了句“他孤身一人也挺可怜”，却被其他人的沉默堵了回去。

最让大伯寒心的，是他们对水生哥和小五哥的态度。

水生哥是伯妈带过来的孩子，大伯视如己出，家里的排行也一直是“老大水生”。

可在雷旭刚嘴里，却成了“又不是亲生的”。而小五哥，那个生下来就被送走。

二十多年才认祖归宗的亲弟弟，竟也被轻飘飘地归为“报出去了，有自己的父母”。

大伯的那两万块钱，最终还是按他们的意思分了。

只是分完钱的那天晚上，大伯坐在院坝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直到东方泛白。

他没说什么，只是对着空荡荡的院坝，长长地叹了口气：“钱啊……哎……”

他哪里是想用钱买亲情？

他只是走投无路了。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自从分了钱，大伯家的孩子们去他那里更勤了些。

只是每次来，话里话外都绕不开雷旭刚的婚事。

雷旭刚从部队转业后，大伯托了不少关系，才把他安排进政府部门当公务员。

工作是稳当了，可婚房成了难题。

大伯在教办的那套两居室，是他平反后单位分的，不大，却也算温馨。

雷旭刚惦记上那房子，明里暗里提了好几次。那天全家又聚在大伯屋里。

刚哥搓着手，一脸为难：“爸，我结婚后要是有了孩子，这屋子怕是不够住啊。”

雷旭雄在一旁帮腔，话却说得冠冕堂皇：“爸，你也该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

我们都长大了，你总得有个伴儿，有个自己的家。”

大伯沉默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