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起意的行程，比预想得更加艰难。前天在菲乌米奇诺，因为前序航班延误，原本预计充足的候机时间变得捉襟见肘。拖着登机箱，一面扶着岔气的胃，一面在航站楼狂奔，我的耳朵里全是自己粗重的喘息和心跳。

舱门关闭的刹那，我才有时间感到一丝后怕。差点就赶不上了，万一……

我突然发现，我没有那么害怕万一了。

如果真的错过了航班，我还可以立刻改签到稍晚的时间；如果再来不及，我也为了这场心之所向的演出，尽了所有能做到的心力。

原来只要从心而动，哪怕力有不逮，我也没那么遗憾。原来我一直怕的不是错过，而是从未为了自己的愿望出发。

但所有的精力和力气，确实在漫长的位移中消耗殆尽了。

世界被坍缩进不断翻搅的胃里，在无尽的急转弯和颠簸里，大巴车外那无垠的生机，也不过是加剧眩晕的背景色。这种溺水般的昏沉，让我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自己竟久违地晕车了。

直到白色光点圈出的“梦泽”两个大字，唐突地撞入眼帘，溺水的人才终于触到了浮木。车门“嗤”地一声打开，我赶忙抓起行李，跟在几个提着大包小裹的人后面，踉踉跄跄地挤下了车。

山间清冽的空气并没有立刻让眩晕和恶心的感觉好转，反倒像一瓢冷水泼进油锅，开始细碎地凌迟着呼吸道的黏腻。原来习惯了浑浊，突然面对纯粹的干净，竟也会像罪人见了光，慌不择路地不适起来。我弯下腰，把双手撑在膝上，静静地等待那阵不适感缓缓平复。

大巴车再次喘息着启动，驶向下一程山路。再抬眼时，只能看到远方路上激扬的尘土。

路很黑，只有零星的几点灯火散漫地闪烁着。

这里距离那家叫“等风来”的民宿，还有二十三分钟的脚程。这是我按照距离演出地点最近、评分及格的标准，勉强筛出来的住处。坦诚地说，我对这个开发还不尽完善的地方，没抱什么期待，只求一个能放下行李、合眼几小时的地方。

叫车的界面空空荡荡，没有任何车辆响应的迹象。除了在路边和迟来的家人通话的两三个行人，其余人都已经步履未停地直接踏上小路深处。

风吹散了最后一点侥幸，我也终于拉起箱子，闯入了沉睡的山间、广袤的寂静。

暖黄的射灯晕开一小圈朦胧的光，刚好照亮门上那块浑圆的木牌。墨迹清晰，是三个手写的大字：等风来。按距离演出地点最近、评分还凑合的标准，随便找了家民宿，

院门虚掩着。我伸手，轻轻一推。“吱呀——”一声轻响，像一句低语的问候。

门后，是一个小而整洁的院子。卵石铺就的地面中央，嵌着一条窄窄的石板小路。阴影里，几盆茂盛得叫不出名字的草，绿得深沉。几张老藤椅闲散地在其间错落，一口粗陶缸静默地蹲在墙根的角落，没有更多的装饰，一种具体而安稳的生活气息，静静地弥漫开来。

一个女人从蓝布帘子后头的侧屋走出来，手里攥着块半湿的布，正擦着手。

她看起来约莫四十出头，肤色是山里人常见的那种健康的小麦色，两颊带着些风吹日晒留下的浅淡红痕。她的头发在脑后利落地绾了个髻，露出光洁的额头和脖颈。身上是件半旧的格子衬衫，袖子卷到小臂，露出结实的小臂线条。未施粉黛，眉眼却清爽干净，眼神看人时直接得很。

她点点头，转身走到柜台后的电脑前，利落地敲了几下。“嗯，看到了。二楼，楼梯口右手第一间。”她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抽出一个厚厚的登记本和一支圆珠笔，低头记录起来，“箱子重不？楼梯窄，我待会儿从后头帮你托一把？”

“不用，我自己能行。”我连忙摆手。

“行。”她也不多话，笔尖在本子上唰唰地走。写完，她合上本子抬起头，“我叫阿夏，这儿的人都叫我阿夏姐，你随意。Wi-Fi密码贴床头了，信号时好时坏，看山的心情。”她语速平缓，交代得清楚。

“好，谢谢阿夏姐。”

“一个人来的？”她把本子收回柜台下面，像是随口搭话，眼神里却带着点不易察觉的打量。

“嗯。”

“我们这小地方，没别的，就图个清静，发发呆挺好。”她语气平常，手里拿着抹布擦了擦柜台面，话头却自然地接了下去，“你来得倒是巧，明儿个傍晚，后山上有帮年轻人在折腾什么演出。你要是闲着，可以去瞅瞅，看个热闹，图个新鲜。”

我心里一动，几乎是脱口而出：“是‘欢喜乐队’吗？”

阿夏拿着抹布正要转身的手顿住了。她抬眼，这回仔细地看了我两秒，嘴角很轻地扬了一下。“你知道他们啊。”她语气软和了些，也多了点温度，“这几个愣头青，就住我这儿。一大早就扛着家伙什上山去了，神叨叨的。”

我含糊地“嗯”了一声，她也没再追问，只利落地指了指屋里那道老旧的木楼梯：“房间在楼上，窗子推开就是山。平常我可能在前头别的民宿点忙，都不远，有事打电话就成。”

一夜无梦。

第二天醒来，已是晌午。山里的阳光透过木格窗，穿过花布帘，在房间里投下几块朦胧的光斑。空气里细微的尘埃在光柱里缓缓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