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的最后一天，是惊蛰。

春雷响，万物生。北京的第一声春雷来得比往年早，轰隆隆的，从西边滚过来，经过城市的上空，又滚向东边。苏见微站在沈令仪家门口，听着那声雷，手里拎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

她带着行李来到沈令仪家。不是告别，是请求——“我的租约到期了，能借住您的客房吗？我可以付房租，可以做饭，可以照顾薄荷。”

沈令仪站在门口，看着那个小小的行李箱——一个20寸的登机箱，白色的，上面贴着一张“大英博物馆”的贴纸。她看着这个年轻人眼睛里毫不掩饰的期待和恐惧——期待像火苗，恐惧像阴影，火苗和阴影在同一双眼睛里跳舞。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她问。

“知道。”

“我不知道。”沈令仪说，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三十二岁，离过婚，抑郁，冷，不会回应，不会承诺，不会……”

她停下来，像找不到词，像那个词太烫。

“不会爱。我最后爱的东西是书，因为书不会离开，不会背叛，不会要求我变成另一个人。”

苏见微看着她。窗外的雷声远了，雨开始下，细细密密的，打在百叶窗上，沙沙的，像无数只手在翻书。

“我不要您变成另一个人，”苏见微说，“我要您变成您自己。那个会蹲下来帮小孩系鞋带的您，那个说‘没有人保护我’时会笑的您。她只是被藏起来了，不是死了。”

“如果死了呢？”

“那我就陪她一起埋。”苏见微说，“但我先挖挖看。也许她只是睡着了。”

沈令仪闭上眼睛。春雷在远处响，闷闷的，像大地的心跳。她想起五年前离婚那天，也是惊蛰。她划伤了手，血滴在定窑碗的碎片上，像某种古老的祭祀——用血祭奠一段死去的感情。她当时想，我的人生到此为止了，剩下的只是修复，修复，直到我也变成需要被修复的残卷。

然后这个年轻人出现了，带着她的画，她的颜料，她十五年前的记忆，和她不知天高地厚的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