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她洗漱，然后坐在书桌前，继续看。不是学校的作业，是爸爸公司那边的资料。陈经理给她发了几份报表，让她自己看，下次去公司的时候问她。她看得很慢，一个词一个词地查。应收账款、应付账款、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所有者权益、净利润、毛利率。她把每一个词都抄下来，在旁边写上解释。看不懂的圈出来，周末去公司的时候问。

有时候她会想起沈浅砚。

不是故意想的，是做题做到某一类题的时候，忽然想起她坐在餐桌对面给她讲题的样子。函数、数列、三角函数、立体几何——沈浅砚讲得很慢，每一道题都拆成最小的步骤。她想起她说“看这里，你这一步算错了”。想起她握着笔的手指，比平时用力了一点。想起她低头看草稿纸的时候，睫毛在眼下投下的那一片小阴影。

她把这些念头压下去。继续做题。不是不想她，是不能想。想了就会停，停了她就做不完。做不完就会落后，落后了就去不了深圳，去不了深圳就见不到她。她把这个逻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然后低下头，继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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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她去爸爸的公司。

陈经理给她安排了一个小办公桌，在财务部的角落里。桌上有一台旧电脑，一沓文件，一个计算器。她坐在那里，像一个小小的职员。没有人管她，没有人催她。她自己在看，自己在学。

陈经理有时候过来，看一眼她在做什么，说一两句，然后走了。大多数时候，她一个人。她把那些报表翻来覆去地看，一行一行地比对。她开始学怎么做账，怎么审核凭证，怎么分析数据。她不会，但她学。她把自己当成一块海绵，拼命地吸水。

有时候她会看到沈浅砚以前坐过的工位。靠窗的位置，桌上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绿萝，没有水杯，没有便签纸。但她记得那里有什么。一盆绿萝，叶子绿得发亮。一个白色的水杯，杯壁上印着一只猫。一沓便签纸，浅蓝色的，和她口袋里的那一沓一样。

她把目光移开，低下头，继续看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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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银杏树冒出了新芽，嫩绿色的，一小片一小片的，像刚睡醒的孩子。风不再冷了，吹在脸上，带着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

华旖棉的成绩还是在一百名到三百名之间晃荡。有时候考得好一点，进前两百；有时候考得差一点，掉回三百。班主任找她谈过话，说“你基础不差，再努努力，冲一冲一本线没问题”。她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她不想冲一本线。她想冲深圳大学。但她的成绩离深大的录取线还有一段距离，她不知道能不能在剩下的时间里追上去。

她不去想了。想多了会慌，慌了就会乱，乱了就什么都做不好。她只是每天按部就班地做题、背书、看报表。像一只蜗牛，爬得很慢，但一直在爬。

有一天，她在数学课上做了一道函数题。做了三遍，对了。她看着那道题，忽然想起沈浅砚。想起她坐在餐桌对面，拿着她的草稿纸，一步一步地推。想起她说“看这里，你这一步算错了”。想起她握着笔的手指，比平时用力了一点。

她没有哭。她只是把那道题抄在了草稿纸上，折好，放进口袋里。和之前那些放在一起。她不知道为什么要抄下来。也许是想记住。记住这道题，记住这一天，记住她在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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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成都开始热了。银杏树的叶子从嫩绿变成了深绿，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华旖棉把校服袖子卷到肩膀上，露出被太阳晒成小麦色的手臂。她趴在桌子上，脸贴着冰凉的桌面，休息五分钟。然后坐起来，继续做题。

陈经理说她“对数字有感觉了”。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她觉得，那些数字不再像蚂蚁了。它们开始变得有秩序，像排列整齐的队伍，一列一列地走过去。

有一天，她在公司看报表的时候，忽然看懂了。不是完全懂，是那种——你站在一扇门前，门开了，你走了进去，看到了里面的光。她盯着那行数字，心跳快了起来。她拿起计算器，自己算了一遍。对的。她又算了一遍。还是对的。她坐在那里，看着那行数字，忽然觉得，她好像找到了一点方向。

回家的路上，她坐在公交车里，看着窗外的街景。银杏树的叶子绿得发亮，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的手背上，一小片一小片的，像碎掉的金子。

她想起沈浅砚。想起她坐在办公桌前看报表的样子，低着头，眉头微微皱着，手指在计算器上快速地按。那时候她觉得那些数字离自己很远。现在她也在看了。虽然不是同一张报表，不是同一个公司，不是同一个人。但她觉得，离她近了一点。

她拿出手机，打开那个陌生号码的对话框。上一次的消息还是圣诞节的“圣诞快乐”。她打了几个字：“我很好。你呢？”没有发出去。她把那行字删掉了。

她不能发。发了，她不知道对方能不能收到。收到了，她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回。回了，她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有危险。

她把手机放回口袋，看着窗外。银杏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阳光很好。

她想，她会好的。她也会好的。她们都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