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梅在“华振集团”做保洁已经十五年了。

十五年来，她擦过无数张办公桌，拖过无数遍地板，清理过无数个垃圾桶。她知道哪个主管喜欢在抽屉里藏酒，哪个经理有午睡打呼的习惯，哪个小组的盆栽总是活不过三个月。

但她知道得最多的，是卫生间。

尤其是女卫生间最里面那个隔间——那里是哭声的巢穴。

杨春梅总能精准地避开那些时刻：早上九点半，市场营销部的小赵会躲进去哭十分钟，因为她昨天又被张总骂“连个PPT都做不好”

下午三点，财务部新来的小李会红着眼睛进去，补妆时要花很长时间遮盖哭肿的眼皮；晚上加班后，总有几个年轻姑娘结伴进去，锁上门，压抑的啜泣声像漏气的气球。

杨春梅从不打扰。她只是默默地在门外等着，等哭声停了，等冲水声响起，等门打开，等那些姑娘们重新戴上职业的微笑面具走出去。

然后她进去，清理洗手池边的水渍，补上纸巾，有时候会在垃圾桶里发现被撕碎的便签纸，上面写着“我真的不行了”或者“为什么总是我”。

她把这些碎片收集起来，装在一个铁皮饼干盒里。盒子里还有其他东西：几瓶没吃完的抗抑郁药，一本被泪水泡皱的日记，几张绩效考核表，评语栏里写着“情绪不稳定”“抗压能力差”“缺乏职业素养”。

杨春梅把这些东西藏在保洁间的储物柜最底层，用清洁剂瓶子压着。她不知道收集这些有什么用，只是觉得，这些被遗弃的碎片，这些被冲进下水道的眼泪，总该有个地方存放。

就像她女儿。

她女儿五年前也在这栋楼里上班，在张振华手下做项目助理。女儿很努力，常常加班到深夜，回来时眼睛都是红的。杨春梅问怎么了，女儿总是摇头说没事，就是工作压力大。

直到有一天，女儿没回来。

杨春梅找到公司，张振华一脸惋惜地说：“你女儿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突然就辞职了，我们也很遗憾。”其他人眼神躲闪，欲言又止。

一个月后，女儿的尸体在江边被发现。警方说是自杀，遗书里写满了自我否定：“我什么都做不好”“我是个废物”“对不起大家”。

但杨春梅不信。女儿从小乐观坚强，怎么会突然自杀？她翻看女儿的遗物，在电脑加密文件夹里找到一段录音，是女儿偷偷录下的——张振华在办公室里对她进行言语侮辱，说她“靠脸上位”“除了哭什么都不会”，最后暗示如果她不“懂事”，就让她在行业里混不下去。

杨春梅把录音交给警方，但警方说证据不足，而且张振华有不在场证明——那天他参加慈善晚宴，媒体还拍了照片。

案子不了了之。

从那天起，杨春梅决定留在这家公司。她要看着，看着这个道貌岸然的男人，看着这个吃人的系统，总有一天会付出代价。

等了五年，她等来了时烬。

。。。。。。

时烬以“行政助理”的身份进入华振集团，是周一早晨八点半。

她穿着最普通的白衬衫和黑色西装裤，头发扎成低马尾，戴一副平光眼镜，看起来毫不起眼。

人事部的李姐带她熟悉环境，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行政部工作比较杂，可能要经常加班。不过张总人很好，对下属很关心。”

时烬点头，目光平静地扫过办公区。开放式办公室里坐满了人，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绷的沉默。每个人都盯着电脑屏幕，很少有人交谈，即使交谈也压低了声音。

她看到几个女员工眼睛红肿，显然是哭过；看到一个年轻女孩手在抖，咖啡洒了一桌子；看到一个中年女人对着电脑屏幕发呆，眼神空洞。

痛苦在这里是隐形的，但无处不在。

李姐带她到行政部的工位，在最角落，挨着窗户，但窗户被百叶窗遮得严严实实。“这是你的位置，电脑密码贴在键盘下面。今天你先熟悉一下系统，下午张总有个会，你帮忙准备一下材料。”

时烬坐下，打开电脑。屏幕亮起的瞬间，她左手腕的黑纹突然发烫，烫得她手指一颤。

这台电脑里有东西。

很多很多痛苦的东西。

她移动鼠标，点开一个个文件夹。大多数是常规的工作文件，但在一个标注为“备份”的隐藏文件夹里，她发现了别的东西：几十段录音文件，日期从五年前到现在，文件名都是数字代码。

时烬戴上耳机，点开最近的一段。

先是键盘敲击声，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温和，甚至可以说是慈祥：

“小周啊，我叫你来，是想跟你聊聊你最近的表現。你知道，我很看重你，一直把你当自己人。”

一个年轻女声，紧张地：“谢谢张总。”

“但是呢，”男人话锋一转，“你上周交的报告，问题很大啊。数据不准确，逻辑混乱，我看了很失望。你说你是不是没用心？”

“我……我修改了三遍……”

“三遍就做成这样？”男人叹气，“小周，不是我说你，你这态度有问题。工作不是应付差事，是要用心的。

你看看人家小王，比你晚来半年，现在都能独立负责项目了。你呢？”

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