崭新的新房里，没有一丝烟火暖意，只有无休止的争吵，和吵完之后死一般的冰冷沉默。

我瘫坐在灶台边，看着灶膛里袅袅升起的烟火，看着这栋我拼了半条命盖起来的房子，突然觉得自己这辈子，活得彻头彻尾像个笑话。

我拼了命盖新房，想在村里扬眉吐气；拼了命算计女儿，想把日子撑起来；拼了命开快餐店，想拴住程大龙、断了他的歪心思。可到头来，家不像家，人不像人，贴心的女儿彻底离心，枕边的丈夫对我施暴，公婆偏心到底，快餐店摇摇欲坠，日子过得一塌糊涂，放眼望去，看不到半分盼头，只剩下数不清的煎熬和窟窿。

时间一晃，冷风就卷着年关的气息，吹透了整个红土岭。

夜里的霜下得越来越厚，清晨裹在村口的槐树枝桠上，白花花一片，像落了层薄雪，风刮在脸上，割得皮肤生疼。村里家家户户都开始忙活起来，扫房子的扫房子，蒸年糕的蒸年糕，杀猪宰鸡的动静隔着几户人家都能听见，集市上的对联、福字、鞭炮摊摆得满满当当，处处都是热热闹闹的年味儿，连空气里都飘着糖糕和腊肉的香气，衬得这寒冬都暖了几分。

只有我们家，像是被这团圆的热闹隔在了外面，冷冷清清，没半点喜气。

2015年2月18号，除夕。

天刚蒙蒙亮，还透着青灰色的暗，村里的鞭炮声就噼里啪啦响了起来，东一家西一家，此起彼伏，炸得人耳膜发震，硝烟味混着饭菜的香气，漫遍了整个村子。家家户户都起了大早，贴春联、挂红灯笼，大人小孩都换上了新衣裳，小孩子们揣着糖块，在土路上跑着闹着，年味浓得化不开。

我们家也勉强收拾了一番，春联是程大龙随便贴的，歪歪扭扭，福字都贴倒了，也没人在意。案板上就摆了一小块猪肉，几样青菜，买了点廉价的水果糖，算是备了年货。七岁的程昊穿上了我给他缝的新棉袄，蹦蹦跳跳地在院子里跑，时不时摸出一颗糖塞进嘴里，满眼都是盼着过年的欢喜，小孩子不懂家里的糟心事，只知道过年有好吃的、有新衣服穿。

可我坐在堂屋的门槛上，心里却凉得像结了冰的井水，半点欢喜都提不起来。

这一年，过得鸡飞狗跳，遍体鳞伤。

快餐店被程大龙装大方作得半死不活，每天挣的钱刚够糊口，连盖房欠的外债零头都还不上；夫妻二人早就形同陌路，白天在店里勉强搭伙干活，夜里分房而睡，连句话都懒得说；肚皮上被开水烫下的疤痕，阴雨天就发痒发疼，时时刻刻提醒我，这个同床共枕十几年的男人，对我下过怎样的狠手；更让我心里空落落的，是那个彻底断了音讯的女儿——程清禾。

越是万家团圆的日子，我心里就越是发慌，越是空得难受。

清禾从那天骑着摩托车冲出家门，到这除夕，已经整整大半年了。托同村的小娟打听，只知道她辞了厂里的活，就再也没和以前的工友联系过，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没有电话，没有短信，没有一句口信，仿佛红土岭这个家，从来都不是她的归宿。

这天我坐在门口的石墩上，眼睛时不时就往村口的土路上瞟，心里藏着一股连我自己都不愿承认的盼头。我盼着她能突然骑着那辆半旧的摩托车出现，盼着她背着旧背包走进院门，哪怕回来跟我再吵一架，再瞪着眼睛说我几句，哪怕只是冷着脸站着，好歹也是一家人团圆。

我嘴上依旧硬邦邦的，心里却在一遍遍打鼓，甚至想，只要她回来，我哪怕不跟她道歉，也不再骂她，不再嫌她拿钱少，让她安安稳稳在店里干活就行。

可从天亮等到日上三竿，又等到夕阳西斜，村口的土路上人来人往，都是走亲访友的乡亲，拎着礼品，说说笑笑，唯独没有那个我既怨怼、又隐隐牵挂的身影。

太阳一点点沉下去，天彻底黑了，村里的红灯笼都亮了起来，映得家家户户的院子暖融融的，只有我们家，灯光昏黄，冷清得吓人。

我知道，她是真的不打算回来了。真的铁了心，这辈子都不想再跟我这个当娘的，有半分牵扯。

年夜饭摆上桌，就简简单单四道菜，一盘炒肉，一盘青菜，两个素菜，菜端上来没一会儿就凉了，没半点热气，看着就寡淡。程大龙闷头坐在桌前，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廉价的白酒，脸色阴沉，一言不发。程昊乖乖坐在小凳子上吃饭，不敢说话，大概是察觉到家里的气氛不对，安安静静的，没了白天的闹腾。

一张四方桌，坐了我们三个人，旁边硬生生空着一个位置，那是清禾从前坐的地方，此刻空落落的，显得格外刺眼，格外冷清。

就在这死寂的氛围里，放在桌角的老旧诺基亚突然响了起来，铃声在安静的屋里格外刺耳。

我抬眼一看，来电显示是大姑程锦绣。

心里猛地一紧，莫名就觉得，这个电话，一定跟清禾有关。

我伸手抓过手机，手指都有些发僵，按下接听键，声音沙哑地喊了声姐。

大姑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带着几分叹息，先是客套了两句新年好，随后才缓缓开口，说了我最不想听，却又隐隐猜到的事。

她说，清禾走后倒也不是完全断了联系，偶尔会跟她报句平安，只是绝口不提家里，也不肯说自己在哪、过得怎么样，一直漂在外面，不愿回来；前些天在微信直接转了一千块钱过来。

我握着手机的手，瞬间就僵住了，指尖冰凉，心里咯噔一下，沉到了底。

大姑顿了顿，语气里带着几分为难，又接着说，清禾转钱的时候，特意一字一句交代得清清楚楚：这一千块钱里，拿三百块给程大龙，拿两百块给我，剩下的五百，让大姑自己留着，算是她给大姑的一点心意，感谢大姑从前照拂。

一字一句，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她不肯直接把钱转给我们，不肯直接跟我和程大龙说一句话，甚至连一声爸、一声妈、都不肯亲口叫。只通过大姑，转来这一点冷冰冰的钱，像是在跟我们划清界限，跟这个家彻底了断。

三百块，给爹。

两百块，给娘。

不多，也不少，刚好够买些年货，刚好像是在还一笔，她觉得早就该了断的账。

人不回来，话不留一句，只在这万家团圆的除夕，用这样冰冷的方式，宣告她与我、与程大龙、与这个家，彻底两清。

电话里，大姑还在不停劝说，让我别跟孩子置气，孩子心里有委屈，等气消了自然会回来，让我别太较真。

窗外的鞭炮声还在一阵接一阵地炸开，把夜空照得忽明忽暗。

我握着早已挂断的手机，一动不动地坐在桌边，眼前那桌早已凉透的年夜饭，再也没有动过一筷子。程昊不知何时趴在椅背上睡着了，程大龙也喝得酩酊大醉，歪在凳子上不省人事，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呼吸，和窗外无边无际的热闹。

肚皮上的疤痕还在隐隐发烫，像是在替我记着这一年所有的疼。

我望着那张空了整整大半年的位置，终于在这一刻，缓缓闭上了眼睛。

红土岭的年，还在继续。

可属于我和清禾的年，到此，算是真正过完了。

只是我那时还不知道，这场以钱了断的母女缘分，并未就此彻底落幕。

不久后的将来，还会有一场更大的风浪，从远方卷来，再次砸向这个早已支离破碎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