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一切好像又恢复了正常。

苏晚宁开学了，开始密集地写论文。她每天早上九点起床，泡一杯茶，坐在书桌前，对着电脑屏幕发呆。她说写论文最痛苦的不是写不出来，而是明明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就像你心里有一片海，但你只能用一只很小的杯子去舀，舀出来的永远只是一点点，而且永远不是你真正想舀出来的那个味道。”苏晚宁这样形容。

林晚不太能理解这种感觉。她做的工作是把复杂的东西变简单，把模糊的数字变精确，把不确定变成确定。而苏晚宁做的事情恰恰相反，她是把简单的东西变复杂，把精确的东西变模糊，把确定变成不确定。

她们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思维方式也完全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在深夜里躺在同一张床上，交换彼此一天的疲惫和喜悦。林晚说今天市场涨了多少点，苏晚宁说今天读了一篇很好的小说；林晚说客户又改需求了，苏晚宁说导师又让改论文了；林晚说累，苏晚宁也说累，然后她们抱在一起，交换一个吻，好像所有的累都被那个吻稀释了，变成了可以承受的重量。

三月份，苏晚宁的论文遇到了一些问题。她的导师看了她的初稿之后，给出了一个让她崩溃的评价：“方向没问题，但你的论点不够有力，文献综述做得不够扎实，建议你重新梳理一下九十年代以来女性写作的发展脉络，把这一块补上来再说。”

苏晚宁从导师办公室出来的时候，眼睛是肿的。她没有回宿舍——虽然她已经不住宿舍了，但她的工位还在系里——而是直接回了家。

林晚那天难得准时下班，推开门的时候，看到苏晚宁蜷在沙发上，头发散乱，眼睛红肿，茶几上放着一包已经拆开的纸巾，地上有几个揉成团的纸球。

“怎么了？”林晚放下包，快步走过去，蹲在沙发前，伸手摸了摸苏晚宁的额头，“生病了？”

苏晚宁摇了摇头，把脸埋进靠枕里，声音闷闷的：“论文被导师批了，说写得太差，要重新写。”

林晚松了一口气——不是生病就好。但看到苏晚宁难过的样子，她的心又揪了起来。她不是一个会安慰人的人，她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把问题拆解、分析、找到解决方案，然后执行。但苏晚宁现在的状态不需要解决方案，她需要的是有人坐在她身边，听她哭，陪她难过。

林晚在沙发上坐下来，把苏晚宁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一只手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像安抚一只受了惊吓的猫。

“导师说了什么具体的问题？”林晚问。

苏晚宁把导师的原话复述了一遍，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我花了三个月写的初稿，他说‘不够有力’，什么叫不够有力？他要多有力？我是不是要把每个字都用锤子钉进纸里才叫有力？”

林晚听着她的哭诉，没有说话，只是继续拍她的背。她知道苏晚宁不是在寻求答案，她只是需要一个出口。

苏晚宁哭了大概二十分钟，哭累了，靠在林晚腿上，鼻子里发出轻微的抽噎声。林晚从茶几上抽了一张纸巾，递给她，苏晚宁接过去擤了擤鼻子，声音瓮瓮的：“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想让我说什么？”林晚问。

“我也不知道，”苏晚宁闭上眼睛，“但你就这么不说话，我觉得你好像不在乎。”

林晚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拍：“我在乎。但我知道你现在不需要我说话，你需要的是哭出来。”

苏晚宁睁开眼睛，侧过头来看着林晚，眼眶里还含着泪，但嘴角微微弯了一下：“你有时候真的很懂我，有时候又完全不懂我。”

“什么时候完全不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