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声音还是平的。但他的手握住了桌沿，握得很紧，指节泛白。
“后来她走了。我没有带你回去。”
萧锦瑟站在他面前。眼泪从她的脸上淌下来，一滴一滴落在她昨天没换的白衬衫上。她没有去擦。她只是伸出手，把他的手从桌沿上掰开。一根一根手指地掰。掰开之后，她把自己的手指穿过他的指缝，扣紧了。
“纪准。”
“嗯。”
“你妈妈走的时候，你哭了吗？”
他的手指在她掌心里僵了一下。
“哭了。”
“哭了多久？”
“记不清了。”
“现在呢？”
他看着她。晨光里她的脸是模糊的，被眼泪泡得有些肿。但她握着他的手，握得很紧。紧得他的手指都有些发麻了。
“现在——”他的声音低下去，“也哭。”
她踮起脚，把他的头按在自己的肩膀上。她的身高只到他下巴，这个动作做起来有些吃力。她把他的头按在自己肩窝里，一只手扣着他的后脑勺。他的头发很硬，扎着她的手心。
“哭吧。”她说。
她的声音哑得不成样子。
“纪准，你在我人生外面站了十二年。今天你站进来。站在我里面来。想哭就哭。”
他没有哭出声。但她感觉到自己肩窝的衬衫湿了。温热的液体，从他紧闭的眼睛里溢出来，洇进她的衬衫布料里，贴上她的锁骨。他哭得很安静。安静得和他这个人一样。连悲伤都是沉默的，像伊萨卡的雪，落下来的时候没有声音，等到天亮已经积了厚厚一层。
她抱着他的头，站在落地窗前。西山的桃花在远处开着，北京的晨光从玻璃外面照进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板上。影子叠在一起，像一棵树和另一棵树，根在地下已经缠了很多年。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的呼吸渐渐平稳了。他从她肩窝里抬起头。眼眶还红着，但没有再流泪了。他看着她肩膀上被洇湿的那块布料，伸出手，用指腹擦了擦。当然是擦不掉的。
“萧锦瑟。”
“嗯。”
“你的衬衫湿了。”
“没关系。”
“会着凉。”
“四月了，不会。”
他把自己搭在椅背上的大衣拿过来，披在她肩上。大衣上有他的体温，还有他用的那款洗衣液的味道。萧锦瑟把大衣裹紧了。袖子长出一截，她的手被整个包在袖管里。
“纪准，你妈妈的墓在哪？”
“上海。”
“下次带我去。”
他看着她。她的眼睛还红着，脸上泪痕未干。但她说话的语气很平，平得像她在法庭上陈述案情。不是请求，不是商量。是陈述。
“好。”
“以后每年都去。”
“好。”
“你妈妈喜欢什么花？”
“栀子。”
“那买栀子。”
她把他的大衣袖子往上卷了两圈，露出手指。然后她伸出手，把他眼角还挂着的一点泪痕擦掉了。动作很轻，轻得像他昨晚给她别碎头发的时候。
“纪准，你妈妈给你留的那张纸条，能给我吗？”
他从抽屉里拿出那张便签纸，递给她。她接过来，又看了一遍那行字。儿子，这个女孩的字很好看。她把便签纸折好，放进自己衬衫胸前的口袋里。贴着心脏的位置。那里已经有一张泛黄的纸了，上面抄着她二十二岁写的《鹧鸪天》。现在两张纸放在一起，隔着四年的时光，隔着生和死，隔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从母亲到儿子的、从未说出口的爱。
“纪准。”
“嗯。”
“你的妈妈，她叫什么名字？”
“纪安宁。”
“纪安宁。”她把这个名字念了一遍，“很好听。”
“嗯。”
“你名字里的‘准’，是谁取的？”
“她。她说做人要准。说话要准，做事要准，喜欢一个人也要准。”
窗外的桃花在风里摇着。萧锦瑟看着那片淡粉色，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她问过他名字的意思。他当时说，没有特别的意思，就是一个字。现在她知道了。不是没有意思，是他没有说。
“你妈妈说得对。”她说。
“什么？”
“喜欢一个人也要准。”
她把目光从桃花上收回来，落在他脸上。
“纪准，你准了十二年。够了。”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助理的声音从外面传进来：“纪总，十点的会——”
“推迟到下午。”
“可是投资人已经——”
“推迟。”
他的声音恢复了平时的平稳。不是高盛MD那种带着压迫感的平稳，是另一种——像一台被重新校准过的仪器，所有的指针都回到了该在的位置。
门外安静了。萧锦瑟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他的大衣，又看了看窗外已经升高的太阳。
“我该回去了。”
“回去上班？”
“嗯。周法官还等着看我的报告。”
“你通宵了一夜。”
“法官经常通宵。”
“萧锦瑟——”
“纪准。”她把他的大衣脱下来，叠好，放回他椅背上，“我今天签了一份死刑复核报告。那是我签的。我签了，就要把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
她把衬衫领口理了理。那块被泪水洇湿的地方还没干，贴在锁骨上，凉凉的。
“你妈妈说要准。我签下的每一个字，也要准。”
她往门口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转过身。他站在原地，晨光从他背后照过来，把他的轮廓镀成一层薄薄的金色。他看着她，目光里有一种她说不清的东西。不是不舍，比不舍深。是目送。
“纪准。”
“嗯。”
“你办公室的落地窗，能看到西山，也能看到长安街吗？”
“能。往东看就是。”
“那你能看到最高法吗？”
他走到窗前，往东指了一个方向。长安街像一条细细的灰色带子，从西向东延伸。沿街的建筑在晨光里缩成小小的方块。他指了其中一栋。
“那栋。灰色的，国徽在顶上。”
萧锦瑟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那是她工作了十一天的地方。那是她今天早上签下死刑复核报告的地方。从这扇落地窗看过去，最高法的大楼只有指甲盖那么大。
“你看得见我的办公室吗？”
“看不见。但我知道你在里面。”
他放下手，转过身看着她。
“萧锦瑟，从今天开始，你加班的时候，我就在这扇窗户前面。不是等你，是陪你。”
她站在办公室门口。门把手在她手里，凉的。她握着那凉意，看着他站在落地窗前。他身后是西山的桃花和长安街的车流，是北京四月的晨光和整个城市的苏醒。
“好。”她说。
“晚上见。”
“晚上见。”
她推开门，走了出去。走廊很长，铺着灰色的地毯，两边是透明的玻璃会议室。里面已经坐了一些人，屏幕亮着，PPT停留在某一页。她穿过走廊，高跟鞋踩在地毯上，没有声音。电梯到了。她走进去，门关上之前，她看见走廊尽头那扇门还开着。他站在门口，看着她。
电梯门合上了。
萧锦瑟靠在电梯壁上。金属壁是凉的，隔着白衬衫传过来。她闭上眼睛。衬衫胸前的口袋里，两张纸贴在一起。一张是2015年的《鹧鸪天》，一张是2016年的母亲的字。她把它们从省城带到北京，从过去带到此刻，从一个人的人生外面带到里面。
电梯一层一层地下降。她睁开眼睛。
镜子里映出她的脸。眼睛还有点红，但已经不流泪了。衬衫领口的那块湿痕已经快干了，只剩下很浅的印子。她伸手把领口理正，把碎发别到耳后。电梯到了底层。门打开，她走出去。
长安街上的阳光很好。她从西往东走。路上行人匆匆，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看手机，有人拎着早餐往办公楼里跑。她走在人群里，和所有人一样。但她的脚步比来的时候轻了。不是因为通宵结束的轻松，是因为她知道——西边那栋写字楼的顶层落地窗后面，有一个人能看到她。看不到她的脸，看不到她的表情，甚至看不到她走路的姿势。只能看到最高法那栋灰色的楼。但他知道她在里面。
这就够了。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周法官已经来了。他坐在她的椅子上，面前放着那个档案袋。棉线还没拆，封口完整。看到她进来，周法官摘下老花镜。
“写完了？”
“写完了。”
“一宿没睡？”
“嗯。”
周法官没有问别的。他只是把档案袋拿起来，放进自己桌上那摞待签的文件最上面。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放在她桌上。是薄荷糖，绿色的糖纸。
“回去睡一觉。”
“周法官——”
“报告我会看。”他戴上老花镜，翻开档案袋，“萧锦瑟，你是我带过的第一个在死刑复核报告上签字的女法官。”
他抬起头看着她。老花镜后面的眼睛有些混浊了，但目光是清的。
“记住今天早上的感觉。”
“什么感觉？”
“你签字时候的感觉。”
周法官没有再说话，低下头继续看文件。萧锦瑟站在自己办公桌前，看着桌上那颗绿色的薄荷糖。窗外，长安街的车流声隐隐传过来。四月上午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那颗糖上，绿色的糖纸反射出一小片光。
她把糖剥开，放进嘴里。薄荷的凉意在舌尖化开，凉的，但不是冷的。
她拿起手机。
纪准的微信对话框里，有一条新消息。发自五分钟前。
“看到你进楼了。”
她打了三个字。
“我到了。”
发出去之后，她想了想，又打了一行字。
“那颗糖，吃完了。下次要甜的。”
隔了几秒钟。
“好。”
她放下手机，翻开桌上新的案卷。第一页。被告人的名字，年龄，籍贯。案由。她的手停在案由那一栏，看了一遍，然后握起笔。
笔尖落在纸面上。沙沙的声音，像春天的风穿过刚发芽的槐树枝。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
西边的写字楼顶层，落地窗前站着一个人。他看着她走进那栋灰色的楼，看着她办公室的窗户亮起灯。那扇窗户很小，小得几乎看不见。但他知道她在里面。这就够了。窗外的西山，桃花还开着。
四月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