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安那时候不太懂“辛苦钱”是什么意思，但他每次看到那个本子，都会觉得喉咙发紧。他觉得自己的存在变成了一串数字，每一笔都是“欠”，每一笔都是“债”。

他开始不跟奶奶要东西。铅笔用到只剩两厘米还捏着写，橡皮用到只剩指甲盖大小还舍不得扔。奶奶有一次看到了，骂他：“你是不是傻？橡皮都这么小了还用？拿去扔了，我给你买新的。”

陆时安说：“不用了奶奶，还能用。”

奶奶把橡皮抢过去扔了，然后在新的一页上记：“橡皮一块。”

陆时安看着那个“一块”，觉得那不仅仅是“一块钱”，而是“一块橡皮”，而那块橡皮是因为他才被扔掉的、才被重新买回来的。所有的错都在他。

五年级那年，他被接回了父母身边。

弟弟已经上三年级了，有自己的房间，书桌上摆着一个小鱼缸，养着两条红色的金鱼。陆时安的“房间”是客厅阳台改造的，拉上一道帘子，就算是一个独立的空间。晚上弟弟在房间里写作业的时候，陆时安在客厅的折叠桌上写。弟弟的台灯是新的，可以调亮度；他的是旧的，灯泡有点接触不良，要拍两下才会亮。

他从不说这些。

不是因为懂事，是因为他觉得说了也没用，而且说了会让妈妈觉得他“计较”。

妈妈有一次在亲戚面前说他：“我们家老大特别乖，从来不跟弟弟争东西，性格好得很。”

亲戚说：“老大嘛，都懂事。”

陆时安在旁边听着，嘴角挂着笑，心里想的是：我不是懂事，我是觉得我不配争。

这种“不配”的感觉像一颗种子，种下去之后就再也没有拔出来过。它长啊长，根须扎进他的每一个念头里——考了第二名是因为不够努力，被人欺负是因为自己有问题，不被喜欢是因为不值得被喜欢。

初中的时候，他交过一个“朋友”，叫林越。

林越是他同桌，成绩中等，长得好看，在班上人缘很好。陆时安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和林越成为朋友的，可能是某次换座位他们坐到了一起，可能是某次体育课只有他们两个没带跳绳，被迫一起跑圈。总之，在某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下午，林越对他说了一句：“陆时安，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陆时安把这句话记了三年。

因为那是第一个说他“有意思”的人。

他那时候不知道，有些人对你说“你很有意思”，只是因为他们对谁都说这种话。就像有些人对你说“我好喜欢你”，只是因为他们习惯了用夸张的词语，不代表任何深意。

但他不知道。

他把林越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他会在林越没带早饭的时候把自己的面包掰一半给他，会在林越被老师骂的时候帮他打掩护，会在林越生日的时候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攒钱，买了一个当时在他看来很贵的钢笔礼盒。

林越收到钢笔的时候笑了一下，说“谢谢”，然后随手放进了书包。

第二天，陆时安看到那支钢笔插在林越同桌——另外一个同桌，不是他——的笔袋里。

他问林越：“我送你的钢笔呢？”

林越说：“哦，那个啊，小宁说她想要，我就给她了。你不介意吧？”

陆时安说：“不介意。”

他走出教室，在走廊尽头站了一会儿。秋天的风很大，吹得他的校服鼓起来，像一面空荡荡的旗。

他没有哭。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你看，你送的东西都不值得被珍惜。你这个人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