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榆拿起笔，翻到一张空白的纸，在纸的正中央写下三个字：“留存/调拨。”然后在下面画了两个箭头——一个指向“重新审查账册”，另一个指向“追踪实物资产”。

她开始从头翻阅账册中所有“留存三号库”和“调拨他处”的记录。永安元年，只有两笔，加起来不到十万两。永安二年，四笔，不到二十万两。永安三年，突然增加到十二笔，累计六十五万两。永安四年，十八笔，累计九十万两。永安五年，十五笔，累计七十万两。今年四个月，六笔，累计二十五万两。

苏榆把每一笔的日期、金额、来源衙门、备注信息全部摘录出来，做成一张新的表格。然后她盯着这张表格看了很久。

这些“留存”和“调拨”的记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备注栏的信息极其简略，没有对手方，没有用途说明，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短语，比如“转存备用”“调他处”“暂存待用”。

但她注意到一个之前忽略的细节。每一笔“调拨他处”记录的后面，都跟着一个两位数的编号——不是账册页码的编号，是另一种编号。这些编号的格式是统一的：一个字母加两个数字，比如“B12”“C07”“D21”。

苏榆的心跳开始加速。

这些编号，可能对应着另一个她没见过的账本——一本记录这些“调拨”资金最终去向的账本。换句话说，永昌票号的账册只是整个账目体系的第一层，赵仲和还有一本更深的、更隐秘的第二层账本，记录着那些“下落不明”的资金的真实去向。

那本账本，在哪里？

苏榆的脑子里闪过了周德茂说过的一句话。

“永昌三号库的地下，埋的不是银子。是账本。”

但那本地下的账本，她在地窖里见过——就是她现在手上正在看的这些。周德茂说的“账本”，就是这个。这说明周德茂不知道还有第二层账本的存在。

但赵仲和知道。赵仲和不仅知道，还一定把它藏在了某个更隐秘的地方——一个连监察司连夜搜查都找不到的地方。

苏榆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她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她是赵仲和，她要藏一本比永昌三号库的账册更机密的账本——一本记录了所有“调拨他处”资金真实去向的账本——她会把它藏在哪里？

不能藏在永昌票号里，监察司一搜就搜出来了。

不能藏在家里，沈不言已经派人搜过他的家了。

不能藏在亲戚朋友那里，容易被牵连。

也不能销毁，因为这是赵仲和最后的护身符——如果他死了，这本账本就是他从坟墓里伸出来的那只手，能把拉他下水的人一起拖进地狱。

赵仲和临死之前说的最后两个字是“焦南”。

不是“江南”，是“焦南”。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把这个名字告诉了苏榆。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名字写成遗书？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沈不言？因为他知道，监察司内部不干净，他写的任何东西都可能被截留，他说的任何话都可能被人听到。但他在毒发的那一瞬间，对着苏榆的耳朵说出了这个名字——只有苏榆听到了。

同样的道理，那本最机密的账本，赵仲和也不会放在自己手里。他会交给一个他信任的人——一个不在京城的人，一个不会被人怀疑的人，一个在他死后还会替他守住秘密的人。

焦南。

赵仲和把最机密的账本，交给了焦南。

苏榆猛地睁开眼睛。

这就是为什么赵仲和临死之前要说“焦南”——他不是在告诉苏榆那个教他记账的人的名字，他是在告诉苏榆：那本账本，在焦南手里。

而焦南，把那个账本藏在了湖州老家的祠堂里。

那个木匣子。

苏榆站起来，椅子被她推得向后倒去，哐当一声摔在地上。她没有管，大步走到门口，拉开门。

门口的侍卫被她吓了一跳。

“苏姑娘？”

“沈大人在哪里？”苏榆的声音急促，“我要见他。现在。”

“沈大人出城了。”侍卫说，“刚走不到半个时辰，说是去城北大营。”

城北大营。京城的驻军所在地。

苏榆的脑子嗡了一下。沈不言去城北大营，不是为了查案，是为了调兵。什么情况下需要调兵？

只有一种情况——他已经预判到，京城可能出乱子。

“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侍卫摇头。

苏榆站在门口，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午后的空气。

她不能等沈不言回来了。时间不等人。焦南的木匣子，可能正在被荣王府的人抢先寻找。监察司派去湖州的那两个人，在荣王府的地盘上，可能已经暴露了。

而她知道了一件沈不言还不知道的事——那本木匣子里，可能不只是焦南留下的证据，还有赵仲和交给他的那本最机密的账本，记录了所有“下落不明”的一百九十多万两银子的真实去向。

苏榆转过身，走回耳房。

她走到桌案前，拿起那摞她整理好的案情报告和证据卡片，全部塞进一个蓝布包袱里。然后她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纸上飞快地写了几行字。

“沈大人：我去湖州。焦南手里的木匣子，可能藏着‘调拨他处’款项的真实账本。这是赵仲和最后的遗言告诉我的。监察司内部不干净，消息会走漏，我等不了您回来。证据卡片和案情报告都在桌上，如果我有去无回，这些东西足够定罪。苏榆。”

她把那张纸压在桌案正中，用砚台压住。

然后她背起包袱，走到门口。

“苏姑娘，您要去哪里？”侍卫拦住了她。

“回回春堂取点东西。”苏榆说，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沈大人回来之前我就回来。”

侍卫犹豫了一下，让开了。

苏榆走出耳房，穿过月亮门，走出监察司侧门。

午后的阳光白晃晃的，照得她眼睛发花。她站在侧门口的台阶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她朝城南的方向走去——不是回春堂的方向，是出城的方向。

她知道，她这一走，就是违抗沈不言的命令。她这一走，可能再也回不来。但她更知道，如果那个木匣子被荣王府的人抢先拿到，一切就都晚了。七百四十万两银子的真相，会被永远埋在地下。焦南会永远消失，周德茂会永远躲藏，赵仲和会白死。而她辛辛苦苦整理出来的那些账册和卡片，会变成一堆没有人能完全看懂的废纸。

她是唯一能看懂那些账册的人。但在这个案子里，看懂账册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拿到那本记录了“调拨他处”去向的账本——那本荣王私兵证据的账本。

苏榆加快了脚步。

她穿过一条条街道，越走越快，最后几乎是在跑。路边的行人纷纷侧目，看着一个穿着豆绿色褙子的姑娘在大街上飞奔。

她没有回头。

她知道，从她走出监察司侧门的那一刻起，她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打工人，这一次，不是为了账本，是为了活命。

她自己的命，沈不言的命，周德茂的命，还有那些她不知道名字但可能即将因为这本账本而死去的人的命。

苏榆跑到了南城的骡马市。她摸出身上所有的碎银子，买了一匹最便宜的驮马——毛色灰白，瘦骨嶙峋，看起来跑不快，但耐力好，能走远路。

她翻身上马，朝南城门的方向驰去。

午后的阳光从头顶直射下来，晒得她后背发烫。南城门的守军懒洋洋地倚在门洞两侧，看了她一眼就放行了——一个骑劣马的姑娘，不像什么要紧人物。

苏榆出了南城门，上了官道。

官道两旁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麦子已经抽穗了，青青黄黄的，在风里翻着波浪。远处有农人在田里弯腰劳作，偶尔直起腰来，看一眼官道上零星的行人。

苏榆骑着那匹瘦马，不紧不慢地走在官道上。

她不能骑太快。马不行，她也不行。她从来没有骑马走过远路，刚才从骡马市骑到南城门这一段，大腿内侧已经被磨得生疼。但她咬着牙没有停，因为她知道，每耽误一个时辰，焦南的木匣子就多一分被人拿走的危险。

从京城到湖州，快马六天。她这匹瘦马，至少要八天。

八天。来回十六天。加上在湖州查证的时间，至少二十天。

而沈不言半个月的期限，已经过了快一半。

苏榆在马背上苦笑了一下。她违抗了沈不言的命令，她离开了京城，她把所有整理好的证据都留在了监察司的耳房里，她骑着一匹八百文钱买的瘦马走上了去湖州的路。

这大概是她穿越以来做的最疯的一件事。

但打工人，有时候就是要疯一把。

疯完了，才能继续打工。

苏榆在马背上坐直了身子，迎着午后的阳光，朝南方驰去。

官道在麦田中间笔直地延伸，像一条灰色的丝带，把金黄色的麦浪剪成两半。

她的影子在马背上颠簸，忽长忽短，像一只在波浪里起伏的小船。

南城门在她身后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灰白色的点，消失在地平线下。

京城。

监察司。

沈不言。

回春堂。

青禾。

都远了。

前面是湖州，是焦南的祠堂，是那个藏着所有秘密的木匣子。

和一百九十多万两“下落不明”的真相。

苏榆攥紧了缰绳。

瘦马打了个响鼻，加快了步子。

风从耳边呼啸而过，吹得她的头发散落下来，在风中飞舞。

打工人，南下。